文化投入與產出

很多人對文化的投入與產出理解簡單化，認為文化產品跟其他商品一樣，只要投入就會立刻得到回報。從表面上看，許多時候情況確實如此。一手錢，一手貨，在一個較短的周期內“文化”實現了從價值體向金錢的轉換。然而，從整體和長期來考察，文化作為一種特殊商品，其產出又迥然有別于一般買賣。本質上，文化是由“意義”構成的價值，但同時，它又表現為經濟學意義上的價值和使用價值，這兩重“價值”雖然不在同一語境中定義，但實際上在被消費即發生影響的過程中，二者是相互作用的。“意義”構成了物的“有用性”，使文化具有了滿足需求的能力；而這種“有用性”在讓渡的過程中又必然地把“意義”展示出來并形成塑造消費者心靈、趣味、品格等精神層面的影響。這種影響，也恰恰是文化區別于其他事物的基本特質。因此，除了能夠被我們直接感知的“產出”外，文化還有更深層次的效用和效益。

第一，此時投入，彼時產出。由于文化價值的形成和釋放具有緩慢、漸進的特點，也就是說，對文化內蘊的深層闡釋和具象表達往往不能一蹴而就，文化的投入與產出有可能不是同時表現出來。一件富有價值的文化產品，有可能影響幾代消費者。甚至它在誕生之際并不受寵，而在以后的歲月里成為晚輩后人的最愛。這種特點尤其體現在文物或歷史風貌上。很多著名的器物、景觀、文化設施，都是從幾百年前，甚至幾千年前流傳下來的，時間的久遠使它們的文化內涵日益凸顯，從而獲得了難以磨滅的歷史價值、藝術價值、科學價值。因此，真正的文化創新不能草率速就，應當著眼于“可持續”地釋放價值，即從為明天創造優秀文化遺產的角度來打磨、來創造感動心靈的精致之物。

第二，局部投入，整體產出。一部文化經典，常常在激發民族自豪感的同時改變了世界對這個民族的某些偏見和誤解；寥寥數處的文化設施或作品都會成為一個城市展示形象的窗口或名片。在文化底蘊深厚、文化創新活躍的地方，經濟活動甚至居民的日常生活都不同程度地擁有了文化的意蘊或品格。文化的溢出、擴散效應是如此充分，以至于文化的投資者無法確定自己的收益邊界，地區或城市的管理者也習慣于從“協調發展”的角度，試圖以“局部”的文化來提升地區或城市的整體價值。即便從文化投入的地方很難獲取回報，但他們為了激活、增強地區或城市的文化氛圍、底蘊、活力而堅持不懈地進行文化投入。文化效應能夠溢出是由于文化乃是民族、大眾普遍價值、共同情懷的典型表達。無論選擇什么主題、何種體裁、哪些手段，優秀的文化作品必定攜帶民族、大眾的認同基質，在對內激發起深切共鳴的時候對外展示獨特性。首先，文化投入不需要遍地開花。不是要在每個行業、每個部門都投入，而要有選擇地投入，畫龍點睛。美國的克利夫蘭市是一個著名的案例。19世紀，隨著工業的興起，克利夫蘭成為美國最著名的工廠化城市，很多著名的公司都在那里安家落戶，但它同時又是個典型的缺少文化的城市。人們形容，每天下午五點以后，克利夫蘭就成了一座“死城”，在這里工作的人們都到其他城市去過夜生活。最后，這個城市的政府下臺。留守的一位副市長后來在當地企業的扶持下提出“明天克利夫蘭計劃”，從加強文化建設入手，把原來廢棄的火車站建成商業文化中心，還在城中建設大學城、博物館，成立搖滾名人堂等，滿足人們工作之余的休閑、娛樂、購物、學習等各方面需求，用文化給這座死去的城市灌注了新的生機與活力。不久，企業和人流又重回克利夫蘭，這里恢復了往日的繁華。其次，文化產出未必就在投入的那個特定的對象和地點。盡管文化不構成這個地區或城市任何實用的部件或功能，但由于經典的文化作品典型地抒寫了特定群體的價值、趣味和追求，能夠成為他們娛樂、抒情、審美或學習的載體，因此，他們還是更愿意把“文化”作為地區或城市的最高價值和識別標志，樂于循著文化的氣息和蹤影進入其多姿多彩的世界。文化這種“以少總多”，以局部帶動整體的產出特點，給文化的投資者、經營者帶來諸多啟示。北京保存了中國最優美的五個城區之一的什剎海。什剎海的胡同、四合院、寺廟、王府以及水面等承載了原汁原味的老北京文化。很多北京人都驚嘆，整個北京都變了，但什剎海沒有變。作為首都城市記憶的一個博物館，金融街、王府井、中關村乃至整個城市也因為有了什剎海而升值。政府對什剎海一直以來的投入，在什剎海并沒有看到顯著的經濟回報，但它對北京、對北京人卻是一件富有意義、不可或缺的事件。那些產業功能區的經濟收入很難說沒有什剎海等名勝的文化貢獻。

第三，此樣投入，彼樣產出。文化建設是需要花錢的，文化所構筑的軟實力最終也要表現為國家、地區或城市綜合實力的一部分。但每一次的文化產出并不都以貨幣或物質的形式來結算。這是因為，首先，作為意義的價值，不僅可被重復消費，而且在不斷被消費的過程中，“意義”不僅沒有被消耗掉，反而持續強化并構成消費者精神力量的一部分，而這股力量恰恰是經濟社會創新發展的內在條件；其次，文化建設不僅要滿足廣大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基于日常娛樂、抒情、審美、學習的個性化需求，更重要的是，它還要滿足執政黨基于執政需要的構建共同精神家園、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總體需求。盡管二者在根本上是極其一致的，但具體的滿足方式和途徑卻又有著很大區別。前者更多的是靠消費者慷慨解囊向市場購買，而后者更多的是通過公共文化建設來實現。因此，我們屢見不鮮的是，除了文化產業之外，宣傳文化工作每年的結算表一般都不反映其盈利率，因為在這里，文化產出已經找到了另外的恰當方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設，收獲的是理想信念的堅定和共同奮斗思想基礎的夯實；文物和古都歷史風貌的保護和傳承收獲的是共同記憶的保存以及當代人的自信心、自豪感；傳統文化價值的深度闡釋和文化元素符號的提煉、推廣，收獲的是認同感的構建和軟實力的提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完善和精神文明創建，收獲的是社會情緒和諧、文明風尚的形成……。這種產出，雖然無法用數字統計，卻是國家、民族最珍貴的財富；雖不能立竿見影，其作用卻無處不在，歷久彌深，常常會于國民的行為習慣、氣質間自然流露出來。南方50年不遇的冰霜災害阻斷十幾省市的煤氣電運，但回家過年的人流依然澎湃不已。大包小裹、拖家帶口、長途跋涉、迎風斗雪，表達的便是綿延數千年的“團圓”意識和“家”的精神；奧運圣火祥云在英法傳遞歷盡曲折，但世界華人自發地高揚中國國旗，結會游行，網絡簽名、短信互勉，形成抗議西方媒體、政界不公的強大力量，展示的便是自強不息、凝聚不散的愛國情懷。因此，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文化貿易順差并不是唯一的追求。政府要高度重視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