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實現普通職工收入的正常增長，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只要企業不違反最低工資規定，是否給職工漲工資是企業內部行為。國家可以從政策上對職工收入增長進行宣傳引導，但不能直接干預企業職工工資的調整。

不過，企業自主確定并不意味著企業經營者單方面決定，因為企業的利潤是由勞動和資本共同創造的，企業利潤分配理當由經營者和勞動者共同決定，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工資集體協商機制或叫“工資共決”。

從微觀層面看，建立起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可以最大程度地將勞動關系矛盾化解在企業內部，因為大量的勞動關系矛盾都是因企業和職工之間的利益分配不平衡而生，而集體協商恰恰是勞動關系雙方之間最好的利益平衡工具。

從宏觀層面講，集體協商賦予普通勞動者在收入分配中的話語權，對于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當前，只有切實做好推動工資集體協商機制建設的基礎性工作，才能發揮其應有作用。要推動相關法律法規健全完善。通過立法規范集體協商的內容、程序、形式和違約責任。要進一步發揮政府在推動集體協商機制建設中協調、溝通和指導的作用。雇主組織應切實承擔起引導、組織和代表企業開展集體協商的責任。

各級工會應積極推進工資集體協商要約行動，加強工資集體協商指導員隊伍建設，加強工資集體協商基礎理論研究和政策指導服務，切實把集體協商機制建設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本報記者 潘躍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