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命題上，我們決不能誤讀亞當·斯密對“看不見的手”的論述。其實，作為經濟學家的亞當·斯密，他在提出以“看不見的手”操控市場的同時，就更以愈加充沛的理論思維闡發了“道德情操”的重要性。他認為，即使是在市場經濟中，那只“看不見的手”也并不是萬能的。只有在道德、情操、良心和正義的馭制和引導之下，那只“看不見的手”才有可能會發揮積極、有效，然而也有限的作用。

在市場經濟中，對物與物和物與幣的交流和置換尚且如此，那么，在精神文化的創造與消費場中又該當如何？這就更自不待說了。其實，在這方面，我們的前人早已為我們走出了可資效法的路：巴金、趙樹理、周立波等許多前輩作家，都是主動放棄領工資的，理由只有一個，就是既已領了國家發的稿費，就不應該再去拿國家發的工資。上世紀50年代初，年僅28歲的豫劇演員常香玉，寧肯在生活上千般虧待自己，日夜兼程地到全國各地輪番義演，硬是用血汗錢為抗美援朝捐了一架價值15.2億元 （舊幣）的米格飛機。魯迅一生辛勤勞作，但卻大部分時間都沒有工資，只靠稿費維持清苦的生活。他原本計劃要寫關于唐朝文明和關于四代知識分子的長篇小說，還要寫關于中國字體變遷史和文學發展史的學術專著，但對這種名利雙收的事他最終還是決定放棄了。為什么？就因為寫短小的雜文以應對現實的戰斗更重要，指導和資助文學青年健康成長更重要，為中國新文藝的發達而充當“牛”和“泥土”更重要。

千萬不要以為這些都已是過往的云煙了，現在搞市場經濟，還那樣么？其實，時代再變化，社會再發展，文化人的職業操守也不能變，拜金主義到什么時候都會為人們所不齒。季羨林一生勞作、一生節儉，但為汶川地震捐款，卻一出手就是20萬。錢學森說：“我姓錢，但我卻不愛錢。”不但從來不言名利，而且把稿費、獎金也悉數捐給了科學事業和人才培養。

面對現實生活中的如此品性和人格，我們又該作何想呢？是的，該是作出義利抉擇的時候了，該是把我們的筆墨和才華用于建構文明和召喚心靈的時候了。這就要求文化的創造主體和消費主體不論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都應該進行充分的道德體驗和賦以正確的價值取向，始終堅持以義制利、以義馭利、以義導利、以義帥利，而決不可因利失義，更不能惟利是圖。因為只有文化主體具備了正確的和科學的義利觀，文化創造、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才會形成剛健而有益的價值，才能發揮積極而有效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