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金堯：最低工資至少應足以養家糊口

最低工資與勞動力實際價值間存在價差

雖然最低工資至少足以養家糊口，但這并不意味著工人只能掙到夠一家人活命的工資。

馬克思曾指出，這種最低工資不是就單個人來說的，而是就整個種屬而言的。就特定的地區、國家、社會和文化環境中的工人或工人隊伍而言，他們的工資并非必然要被限定在維持生理需要的水平上。

根據《資本論》，工資的最低限度是由工人再生產自己的勞動力時在生理上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最低限度規定的，但是，勞動力的實際價值和這個生理最低限度是不一致的。國家、地區之間的氣候和社會發展水平不同，勞動力的實際價值也就不同，所謂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圍，和滿足這些需要的方式一樣，本身是歷史的產物，因此多半取決于一個國家的社會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決于無產階級是在什么條件下形成的，有哪些習慣和生活要求，其組織程度和反抗資本斗爭的發展。工人為了獲得某種勞動技能和技巧，需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訓練，這也必須包括在生產勞動力所耗費的價值總和中。因此，與其他商品不同，勞動力的價值規定包含著一個歷史的和道德的因素。

從馬克思的論述中，我們不難發現，滿足最起碼生理需要的最低工資，與由于社會和文化發展水平的不同而形成的勞動力的實際價值之間，存在著一個價值差。工資是勞動力價值的價格，工資的上下波動，既是價格圍繞價值的波動，從長期看，又反映了價值差的縮小或擴大。從歷史上看，正是為了爭奪這個價值差和價格差，勞資雙方發生過長期的、激烈的斗爭。

斯密早就發現，勞資雙方的利害關系絕不一致。勞動者盼望多得，而雇主希望少給。勞動者都想為提高工資而結合，雇主卻想為減低工資而聯合。起初，工人缺少組織，而工廠主因為人數少而容易結盟，形勢對工人不利。湯普森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書中所引用的史料，揭示出19世紀初的工廠主之間有一種討厭的聯合，還規定：任何工廠主必須查明，如果工人是被他原來的主人解雇的，便不能再雇傭。在這種情況下，工人不得不服從老板。

為了對抗雇主、爭取自己的利益，工人也開始聯合起來。歷史表明，只有通過有組織的工人反抗，才有能力爭取到上述差價中的上限。

現今中國相當多的非公有制企業中的打工者為了掙到超出于起碼的生理需要的收入，往往要加班加點。比如在富士康，打工者“每周從事80個小時左右的簡單機械性工作”。5月28日，北京現代零部件企業“星宇車”公司也發生了員工停工事件，抗議工資低、勞動強度大。據報道，由于當時該企業員工的基本工資僅為北京市的最低工資標準，所以，加班對于每名員工都很重要。富士康公司和現代“星宇車”公司都是外資企業坐落在大都市中代表先進生產力的企業，其工人階級的狀況尚且如此，更不用說別的企業了。

探討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思想家、經濟學家的有關論述，我們對于在大多數非公有制企業中勞動者所處的艱苦勞動環境和低下收入，也就不難作出理論的解釋。歐美工業化的歷史表明，“如果不對資本加以限制，它就會不顧一切和毫不留情地力求把整個工人階級弄到這種極端退化的境地。”最能夠對資本加以限制的力量當然是政府。馬克思說過，無論在英國或其他各國，對工作日的限制“從來都是依靠立法上的干涉”，但“這種干涉如果沒有工人方面的經常壓力，是永遠也不會出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