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性住房是國際上解決中低收入階層住房問題的通用之策。近些年，在政府日益重視民生問題，在房價快速上漲加劇普通群眾住房困難的背景下，我國也開始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設。尤其今年以來，作為遏制房價過快上漲的重要對策，作為房地產調控可能導致經濟下滑的對沖之策，我國大幅擴大了保障房建設規模，計劃建設各類保障性住房和棚戶區改造住房580萬套。近日，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部長姜偉新在“市長論壇”上強調，要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設，今年580萬套的任務一定要完成。

姜部長為什么要在眾多市長面前強調一定要完成保障性住房建設呢？其背景乃是近幾年保障性住房建設完成得不理想。以部分重點城市為例，上海、武漢2009年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的建設計劃僅完成35%和44%，廣州、深圳經濟適用房建設計劃僅完成24%和9%，北京完成率達103%。從全國來看，由于公開數據很少，我們僅能從一些零星公布的數據來估算。根據國土資源部的數據，2009年1至11月，保障性住房用地供應27.54萬畝，僅完成年度計劃供應量的46.7%。保障性住房的完成率可窺一斑。那么保障性住房為何沒有得到保障？作為保障性住房投資主體的地方政府為何不愿建設保障性住房？其癥結何在？

其實地方政府對保障性住房的態度是重視的，一直也是樂于表態，樂于做計劃的。因為這件事上符中央決策，下應百姓所需，是一件兩全其美的事。但在執行中這些承諾往往流于一紙空文。個中原由值得玩味。在現有體制下，建設保障性住房，地方政府一要拿土地，二要拿錢。土地有限，供應了保障性住房，就無法拿到市場上招拍掛，也就實現不了土地財政。以2009年為例，當年保障性住房用地實際供應1.04萬公頃，按照2009年居住用地的平均地價每平方米3824元來算，地方政府為此少收3977億元。這種潛在減收效應當然使地方政府不愿拿地建設保障性住房，甚至有些地方還違規將保障性住房供地轉為商品房用地來謀取土地財政。就錢而言，保障性住房的投資地方政府是大頭。2009年保障性住房計劃投資的1676億元中，地方配套1183億元，占70.6%。根據國泰君安的測算，2010年保障性住房需投資3500億元，這其中中央政府計劃投資僅632億元，大量資金需要地方政府配套解決。這也確實給早已陷入赤字中的地方政府帶來了巨大壓力。也就是說，在地方政府看來，保障性住房完全是減收增支的事情，而且增加的支出短期又看不到經濟效益，這樣的項目當然能拖就拖了。

如此來看，要想真正落實保障性住房建設計劃，關鍵在于地方政府。正如有的同志講到，保障性住房“主要還是看地方政府的重視程度，想干就一定能干成”。因此，要讓地方政府落實保障性住房計劃，一是要引，讓地方政府真想干。可以在政府和領導個人的考核中納入保障性住房的內容，使保障性住房建設成為地方領導自覺自愿的行為。二是要保，讓地方政府能干成。想干但干不了也是白搭。當前制約保障性住房建設的主要問題是土地和資金。這方面中央正通過改革來創造條件，例如開展利用住房公積金貸款支持保障性住房的試點，鼓勵政府吸引民間資本進入保障性住房建設，等等。這其中最關鍵還是牽涉到財政體制改革，適當下移財力，建立財權和事權相匹配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體制，改變地方過度依賴土地財政這一現狀。三是要促，讓地方政府必須干。通過監督和問責，通過違約懲罰機制督促地方著力推進。

今年以來，為確保完成580萬套的建設目標，各部門已經從以上方面做了諸多政策設計。但是，對保障性住房而言，真正的保障不在中央的動員，不在主管部門的政策，最有力度的保障乃在法律，在于制度。從其它國家的經驗來看，各國在推動保障住房建設中，均有相關的法律做保障。比如英國的《住宅與城鎮規劃法》（1919），美國的《公共住房法案》（1937）、《國家住房法》（1949），日本的《公營住宅法》（1951）均以法律形式對保障性住房建設作出了明確規定。而我國目前還缺乏相關法律，僅僅靠部門的通知，部門的規定來規范，這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今天難免使保障性住房落于“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尷尬境地。

保障性住房建設不是因應房地產調控的短期之策，而是滿足廣大勞動人民住房需求的長期工程。行政手段和政策可以保一時，但難以保長遠，只有用法律才能給保障性住房提供真正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