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歧見。與幾年前有關中國模式的爭論不同，最近關于中國模式的爭論，已經超越純粹經濟學意義，而具有更加寬泛的意義。北京大學學者潘維提出中國道路的成功挑戰了西方經濟學知識中的“市場與計劃兩分”等觀點，從而促進“中國話語系統”的形成以及“中國學派”的崛起。但是臺灣學者針對“中國模式已呼之欲出”，“中國經驗已經上升為中國模式”等說法提出不同看法，有學者認為“中國模式說”值得商榷，這種質疑主要針對中國的政治管理模式及其民主的作用、對于中國是否能夠從現行體制中派生出一種獨特的、適合中國發展的政治生態表示懷疑。

保守派認為“中國模式說”既不符合中國發展現實，也不符合中國迅速變化的時代特征，還有可能掩蓋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理念差異。對于何謂中國模式，學者們之間的分歧仍然比較大。一些學者不僅承認中國模式的可行性及其特征，而且認為中國模式的特殊性除了形成尋求經濟增長，改善人民生活的經濟模式外，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也滲透其中，幾者相互影響。中國對發展道路的選擇并非“非此即彼”，并不是在告別了蘇聯模式之后，就去選擇西方模式。

相反的觀點也比較突出。第一種觀點認為，盡管中國市場轉型的發展策略有自己的特點，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戰略在大的方向上與90年代全球市場化改革進程基本一致，只是實施方式與其他國家存在差異而已。雷默以“北京共識”所概括的三大定理，只能被認為是中國政府在總結發展經驗與教訓的基礎上，為中國未來發展道路所確立的一種新戰略模式。

第二種更為激進的看法提出，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符合華盛頓共識的主張，諸如建立健全的市場、保護產權、穩定宏觀經濟、執行穩健的財政政策等。在這種觀點看來，把改革開放的中國發展經驗與“華盛頓共識”對立起來，不僅不符合事實，而且與包括中國官員和學者在內的多數人的判斷也不一致。

普適性。有人認為，中國模式是國際社會對中國發展經驗的最新概括。它探討的是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如何組織，以及中國經驗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適用性問題。因此，“中國道路”可以成為他國的“榜樣”，“中國經驗”可以為他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所效仿。也有人認為中國模式對他國不具有效仿作用。無論贊同或者質疑，臺灣學者普遍認為國外對中國模式的評價有夸大之成分，因為即使中國模式是“中國經驗”的體現，也還需進一步探索和完善。

有些學者提出中國模式具有局限性，大致表現在：一、模式本身的局限性。潘維認為如果從“標準樣式或形式”來解讀，中國模式在更大程度上是指中國在改革發展中成功經驗的“總結”。欠發達國家或地區盲目照搬，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挫折或不適。二、中國模式一詞被青睞，如果僅僅因某些所謂的“中國經驗(中國道路) ”，難以滿足學理研究上的訴求，這種理論“創新”與中國改革發展現實不相符合。三、中國模式對中國長遠發展的不利之處在于：首先，拔高中國階段性的發展經驗，將制約中國的持續發展；其次，將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顯性對峙，不利于為中國發展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再次，中國模式的國際示范，可能會因國情差異導致水土不服。（作者為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