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敵要害部門設立內線危急時刻挽救黨中央

中共中央特科建立后就擔負對內對外兩方面任務，打擊內部叛徒雖非常重要卻只能起威懾作用，打入敵營掌握情報才能獲得叛變破壞分子的線索，同時也有利于幫助指導革命戰爭。周恩來在特科建立后，為情偵工作提出了“打進去”、“拿過來”的指導方針，一方面派人進入敵特組織，一方面盡量將其拉出來為自己服務。

蔣介石在國民黨南京政府內建立情報機構，還晚于中共的特科，而且招募方式主要靠重用同鄉和私人，這造成其漏洞百出。中共黨員李克農、錢壯飛、胡底三人根據周恩來的命令，利用同國民黨中央調查科（后來的中統）頭子徐恩曾建立私人關系，打入其內部擔任重要職務，錢壯飛因精明能干還被徐恩曾任用為機要秘書，曾乘機用照相機翻拍了他深藏在內衣兜中的密碼本，使國民黨的絕密通訊大都被破譯。

中共特科從國民黨特務機關中拉出來的典型，是其中央調查科駐滬特派員楊登瀛。此人在大革命時期同一些共產黨員交往并受革命思想影響，受命赴滬擔負特務工作后，中共特科便將他發展為反諜報關系。上海國民黨特務機關得到的一些叛徒告密材料，凡經楊登瀛之手的便被截下來交給中共特科。如從蘇聯回國準備任軍委領導的黃第洪（黃埔一期生）因喪失革命理想，寫信給“校長”蔣介石“悔過”并準備出賣中央領導人。此消息經楊登瀛報來并查實后，“紅隊”便佯稱國民黨來人找黃第洪談話，用黃包車將他拉到一個僻靜處消滅。

1931年4月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后，要求面見蔣介石，保證在三天內將中共領導機關一網打盡。這一電報拍到南京后先被錢壯飛譯出，才使得在上海的黨中央幾十處機關和數百工作人員能在敵特大搜捕前的千鈞一發之際迅速轉移。不過，被周恩來譽為打入敵特內部“前三杰”的錢壯飛、李克農、胡底因自身暴露不得不撤出。楊登瀛因顧順章出賣被捕，這使中共中央在此后很長時間內難以掌握國民黨的核心機密。

顧順章叛變后，特科大量情況被敵掌握。1931年6月中央總書記向忠發也被捕，雖向敵屈服卻被蔣介石下令槍決。同年秋天，周恩來等領導人離開上海轉移到中央蘇區，中共在大城市的組織此后因缺乏保衛和偵察力量而連遭大破壞，臨時中央至1933年初被迫轉移到贛南蘇區的瑞金。當時黨的白區工作遭到全面挫敗，雖然有著采取過“左”的斗爭形式等多種因素，打入國民黨內部的情報關系喪失也是重要原因。

1931年以后的幾年間，堅持“左”傾路線的中共中央的一些領導人進入農村根據地和紅軍后，在保衛工作上又出現了照搬蘇聯模式的錯誤。當時在紅軍和蘇區內曾模仿“格別烏”建立起凌駕于各級黨組織之上的垂直領導的保衛部門，將黨內一些不同意見視為敵對行為而盲目進行“肅反”，造成冤殺許多同志的大悲劇。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毛澤東、周恩來總結以往黨內保衛工作的經驗和教訓，特別強調暴力手段只能用于除奸，黨內政治斗爭中不能殺人，“人頭不能像割韭菜”，留下活人處理錯了還可以平反。后來黨內雖然也出現過許多次過火的政治斗爭，包括“文革”那樣的嚴重錯誤，情報部門仍基本未涉及這些斗爭之中，黨內斗爭“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原則也一直沿用，這又能保證大部分被錯整錯斗的干部能等到平反的一天。回顧這些歷史，人們也更會感到周恩來在黨的情偵保衛工作建立初所提出原則是非常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