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2月7日，毛澤東主席在全國政協一屆四次會議上說：“我們這個民族，從來就是接受外國的優良文化的，我們的唐三藏法師，萬里長征，比后代困難得多，去西方印度取經。”毛澤東主席的這段話主要有3層意思，一是肯定佛學是一種優秀文化，二是贊揚中華民族吸取外國優良文化的品質，三是贊頌玄奘法師西行求法的壯舉。今天我們紀念的是比玄奘法師大約早200年的法顯法師西渡斯里蘭卡1600周年。法顯西行求法，在西赴印度和從斯里蘭卡歸國的途中所遇到的艱險困難可能比玄奘還要多、還要大。法顯西行求法的經歷、事跡、貢獻、精神值得我們總結、弘揚。

今天，筆者想簡略地講一下法顯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貢獻，以作為對這位偉人的紀念。筆者以為，法顯這方面的重要貢獻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對律藏的傳譯。法顯出家后，常慨嘆律藏傳譯未全，立志前往印度尋求。法顯西行后帶回的《摩訶僧祇眾律》和《彌沙塞律》填補了中土律藏不全的空白，連同先前他人譯出的《四分律》和《十誦律》，構成為中國律學和律宗的四大部，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和戒法儀式，影響極為深遠。

二是對毘曇學的推動。法顯在國外抄得《雜阿毘曇心論》約六千偈與《康訶僧祇阿毘曇》，回國后與他人共同譯出《雜阿毘曇心論》，推動了毘曇學的研究和弘揚。可惜的是，該書已遺失，但也有學者認為，南朝宋僧伽跋摩補譯《雜心論》時，他所依據的也許就是法顯從印度抄寫帶回的梵本（游俠：《法顯》，《中國佛教》第二輯，第46頁，知識出版社，1982年6月）。

三是對涅槃學的弘通。法顯在國外得到一些佛經，抄得《方等般泥洹經》約五千偈，回國后與人共同譯出《大般泥洹經》六卷。該經高唱佛性之說，又不講闡提成佛，引發竺道生的質疑和中國佛教內部的爭論，對中國佛教義理建設的走向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從文化的視角來看，法顯傳譯的律、論、經三藏，內容涉及個人的宗教道德修持、宇宙萬物的結構和本性，以及眾生的本性和成佛的根據等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對于提高中國佛教信徒的行為規范、道德素質、理論視野和思維水平，有著直接的推動作用；同時也豐富了中國古代哲學的內涵。

四是對《佛國記》的撰寫。《佛國記》又名《歷游天竺記》、《高僧法顯傳》等。此書系法顯根據游歷三十二國的所見所聞，記述了包括佛教發展、歷史地理、衣食住行、風土人情、世俗信仰、物產氣候、社會狀況、政治制度等豐富多彩的內容，保存了古代中亞和南亞的珍貴資料，對了解相關國家的文化有著重大的價值。此書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佛教游記、僧人西行游記，19世紀以來相繼被譯成英、法、日等多種文字，為各國佛教學者、歷史學者和考古學者所重視。

五是榜樣的示范作用。湯用彤先生總結說：“……海陸并遵，廣游西土，留學天竺，攜經而返者，恐以法顯為第一人。”（《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湯用彤全集》第一卷，第280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法顯是中國第一位越過蔥嶺西行天竺并且通過海路攜經而歸的僧人。法顯的事跡，樹立了一個西行求法僧人的光輝榜樣，啟發、激勵后人去學習效法。南北朝曇無竭、唐朝玄奘、義凈等人，都仰慕法顯的高風，以法顯為楷模而立志西行取經。法顯的勇猛精進、求法忘身的崇高品格，成為此后中國僧人西行求法的精神動力，從而又進一步推動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開展。

法顯的業績是光輝的、貢獻是卓著的、精神是偉大的，法顯永遠值得我們學習、紀念。（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長、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