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出差去日本，發現一個現象：原來“中國制造”產品在商場里占據主導的局面正在悄然改變，許多中低端產品上赫然印著一些南亞、東南亞國家制造的標簽。據說，美國、歐盟等國家和地區也有這種現象。看來，在全球制造業產業轉移中，一些產業離開我國轉到更有優勢的南亞、東南亞等地已不再是理論命題，而成為現實問題。這使人想到我國沿海一些地區“騰籠換鳥”的舉措，想到經濟學界近來熱烈討論的劉易斯拐點是否到來的問題。

“騰籠換鳥”是幾年前我國一些沿海地區根據當地經濟發展狀況和國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大戰略提出的區域經濟戰略。由于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和經濟形勢變化，這一戰略沒有來得及全面實施。有人質疑“騰籠換鳥”脫離我國的優勢，遲滯地區經濟發展。近來，隨著經濟形勢好轉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加快，“騰籠換鳥”再度被一些地區提上議程。然而，有關議論并未停止。

對于“騰籠換鳥”的不同看法，實質上是對于是按照既有模式追求較高經濟增長速度還是讓經濟轉入新的增長軌道而寧可犧牲一部分增長速度的不同看法，也就是對于如何正確處理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關系的不同看法。一般地講要兼顧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沒有多少實際意義，關鍵是怎么兼顧、怎么把握好時機。經濟學界最近興起的關于劉易斯拐點的討論，把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向前推進了一步，有助于厘清對于“騰籠換鳥”的不同看法。

劉易斯拐點是發展經濟學的一個著名命題，由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瑟·劉易斯提出。該理論認為，在二元經濟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隨著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逐漸減少，最終將走向枯竭，出現一個從勞動力過剩轉向勞動力短缺的轉折點。這個轉折點就是劉易斯拐點。當然，所謂的勞動力短缺并不是絕對短缺，而是相對短缺，表現為勞動力成本大幅度上升，不漲工資就招不到合適的員工。這個工資成本明顯上升的時點就是劉易斯拐點。劉易斯拐點的存在，在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工業化的過程中都得到過驗證。不過，對于人口眾多的我國來說是否已經到了劉易斯拐點尚有爭議，因為我國還有約1億農村勞動力需要轉移到非農產業，勞動力并不缺乏。如果尚未到達劉易斯拐點，則仍然可以而且應該繼續發揮低成本勞動力的優勢，發展相關產業，“騰籠換鳥”似可緩行；如果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騰籠換鳥”則勢在必行。

這里的關鍵在于怎樣理解劉易斯拐點。劉易斯拐點并非意味著勞動力絕對短缺，而是表現為工資大幅度上漲。雖然我國仍有約1億農村富余勞動力，但隨著農業生產效率提高和農民收入增加，如果非農產業不大幅度提高工資水平，農民就不愿背井離鄉進城務工。而一旦工資大幅度上漲，顯然就是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從近年來一些沿海地區和內地同時出現“民工荒”和“漲薪潮”等現象看，應該說劉易斯拐點在我國已經到來。與南亞、東南亞一些國家相比，我國普通打工者的工資水平已經不再具有優勢，甚至高于這些地區的許多國家。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中國制造”產品被一些南亞、東南亞國家制造產品替代的原因。

在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我國不再具有勞動力、資源、環境等比較優勢的背景下，實施“騰籠換鳥”，把傳統制造業從成本不斷提高的產業基地轉移出去，再把對成本不太敏感的先進產業引進過來，實現經濟轉型、產業升級，是一種必然選擇。這雖然在短期內有可能使某些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和財政稅收等受到影響，但對長遠發展是有利的。因為如果現在不主動轉型，未來被動改變將會帶來更大的震蕩。當然也應當看到，由于我國地域廣闊、地區發展不平衡，劉易斯拐點發生作用的過程同“亞洲四小龍”不盡相同，拐點到來會有地區差異，并非整齊劃一。因此，實施“騰籠換鳥”應當因地制宜、適時而動，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在國內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