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從發展模式到發展障礙

從世界范圍內來看,一個國家或地區依靠農業產品積累資金,進而啟動產業改良、升級,從而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和產業發展的先例不勝枚舉,從發展模式上看,近代閩江流域似乎是選擇了這一路徑,但實際卻并非如此。就資金而言,首先,特產貿易當然可以獲得大量資金,但近代閩江流域的特產贏利沒有轉化為產業改良、升級的資金,原因首先在于經營流域特產貿易的商人多為福州商人和流域外商人,因而由貿易帶來的財富多數為這些商人所有并轉移,產地民眾獲之甚少。其次,商人資本再投資少,其阻礙因素多來自區域社會環境的約束。總的看來,近代以來的閩省政局更迭頻仍,使得各地社會治安情況惡化,土匪橫行,這給閩江流域新式工業的投資帶來了嚴重的威脅,時人稱“新式工業之盛衰,胥視資金之多寡,本期以來,閩省政局多故,投機事業,因鮮保障,遂趨減少”(《閩海關十年報告(1922-1931)》)。再次,除了本地資本外,外來資本少也是無法實現產業改良、升級的一個重要原因。除了外國資本以外,近代閩江流域甚至福建省賴以依靠的外資多為僑資,然而據統計,1871-1949年福建華僑投資福州戶數僅為30家,投資額為6828925元,僅占全省華僑投資總額的4.9%,流域其他各地如南平、永安、古田、閩清、福清、德化等地的華僑投資規模則更為弱小,近代以福州為代表的閩江流域對華僑資金的吸引力顯然不夠。這樣,在產業無法改良和升級的情況下,在資源消耗型的土特產品輸出貿易衰落后,區域的發展狀況也就每況愈下了。

近代閩江流域的發展模式同時也決定了港口城市的重要地位,換言之,港口及其城市的作用能否充分發揮實是區域發展的關鍵。然而綜觀近代福州港,其特征則是“港不興”,福州港的船只進出口數及貨物吞吐量始終處于較小的規模,據調查,20世紀初的十幾年里,福州港進出的汽船數常年均在520余只,載重量只有50余萬噸。與“港不興”相對應的是“城不興”。福州口岸城市及新式產業的發展也相應呈現出孱弱的狀況,其對腹地經濟的帶動力也呈嚴重不足的局面,導致口岸對腹地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資金、人力以及技術支持嚴重不夠。因此雖然有了一個完整的市場體系及區域中心城市,近代閩江流域的發展模式仍囿于腹地對中心城市的支撐,中心城市及其他地區城市未能在區域發展中成功發揮其應有功能。

三、反思:區域性特征的影響

綜上所述,近代閩江流域的區域性特征突出表現為福州港及城市對上游特產品產出地支撐力度的不足。從區域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們至少需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反思:

第一,港口城市的功能。福州作為近代閩江流域的中心城市,依托流域腹地貿易而興,但也可將流域的興起視為福州港口城市功能的輻射影響所致。因此,港口功能的完善與否直接影響著城市的輻射力;同時,港口城市功能的完善實際也意味著區域向更大外部空間的開放,從而促使區域的外向性發展。

第二,城市與鄉村。一種良性的城鄉關系必須發揮城市(包括流域中心及地區中心城市)對鄉村地區的輻射力,這包括進出口商品的流通及城市在產業改良、轉型上對鄉村的支撐,具體表現為在資金、技術、勞動力及信息上對鄉村地區的支撐。就近代閩江流域而言,即是上、下游間,山、海間協調發展。這其中,政府作為區域發展的主導力量必須發揮作用。

第三,多重腹地的構建。福州作為近代閩江流域中心城市,長久以來不得不扮演著貿易型口岸的角色,這不能不說是整個腹地單純的特產輸出經濟發展的要求所致。顯然,多重腹地的構建對港口城市的發展具有多重的支撐作用,從而使得發展的路徑不再單一。（作者單位：廈門大學歷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