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中堅持讀書學習

1969年10月26日下午4時，鄧小平夫婦與繼母夏伯根和女兒鄧林一家四人被“疏散”到江西省新建縣望城崗原福州軍區南昌陸軍步兵學校校長住的小樓。在新建縣的 3年里，鄧小平并未消沉，每天除了勞動和家務，他的時間大部分都用在了看書、看報和聽廣播上。這幾年，鄧小平通讀了大量的馬列主義著作、《毛澤東選集》、《資治通鑒》、“二十四史”等重要的歷史著作以及古今中外文學和其他各種名著。這幾年的讀書和思考為后來他的復出和推動改革開放產生了重大影響。

1969年11月26日，鄧小平提筆給汪東興寫信報告自己的情況。隨同這一封信，鄧小平另外寫了一封附函。函中提出：來江西時，“因飛機超重，只帶了一半東西來，還有一些衣物和書籍沒有來，書籍差不多全未來，原說由火車托運，至今未到。如可能，請令有關同志查查，最好能運來，如決定留在北京，也請方便時告訴我們。”

汪東興收到信后，送周恩來、陳伯達和康生看了。關于未到的行李等事，交中辦副主任王良恩辦。不久以后，所有的行李和書箱全部運到了江西。

在別人的幫助下，鄧小平夫婦把那幾個沉甸甸的大書箱搬到樓上，撬開釘子，打開木板蓋子，掀開蓋在上面的報紙，一本本新舊不一的書呈現在眼前。“這是多么珍貴的書呀，這是千里迢迢從北京運來的書呀。有了書，生活的內容，頓時增加了不少的色彩。我們家的藏書，什么都有。中國歷史方面的，中國文學方面的，外國文學方面的，還有許許多多外國歷史、回憶錄、傳記、哲學等方面的書，當然，還有許多馬列主義書籍。父母親都喜歡看書，在閑暇的午后，在萬籟俱靜的夜晚，書，陪伴著他們共度歲月。”

后來，毛毛在文章中回憶道：

按監管規定，他們三人（鄧小平的繼母夏伯根、鄧小平、卓琳）平時不得隨便外出，不得與外人接觸。在這個不大的活動天地里，他們的生活倒也很有規律。父母二人每日上午到工廠勞動，下午三人在園中耕作。晚飯后，清掃完畢，三人便圍坐在一起聽新聞廣播。然后父母親讀書看報，祖母就做一些針線補綴之事。父親和母親非常喜愛看書。離開北京時，經過批準，他們帶來了幾乎全部的藏書。在那謫居的日子里，父母抓住時機，勤于攻讀。特別是父親，每日都讀至深夜。那幾年之中，他們讀了大量的馬列著作，讀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書籍。對他們來說，能有時間如此坐下來讀書，確也是難得的機會。我們到江西探親時，父親常給我們講一些歷史典故，有時還出題考我們。母親也時常給我們講述、議論一些書中精辟之處。在讀書中，他們撫古思今，收益不淺。我父親為人性格內向，沉穩寡言，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養成了臨危不懼、遇喜不亢的作風，特別是在對待個人命運上，相當達觀。在逆境之中，他善于用樂觀主義精神對待一切，并用一些實際的工作來調節生活，從不感到空虛和彷徨。在江西那段時間，他就主要用勞動和讀書來充實生活，陶冶精神。

1972年12月5日，興國招待所的人看到即將回京工作的鄧小平夫婦帶了兩個箱子，里面除了一點換洗衣服外，都是書，有些還是那些見也沒見過的厚厚的書。卓琳給他們解釋說：“我們就是愛看書。這些都是小平同志的寶貝。”

鄧小平每天往返于從住地到新建縣拖拉機廠一條長滿雜草的田間小道上，風雨無阻，他在這條道上體味著一個平民百姓的生活，也思考著中國的未來。后來這條小路被稱為“小平小道”。

卓琳說，通過3年的觀察、讀書和思考，鄧小平更加憂思國家的命運前途。通過 3年的思考，他的思想更加明確、思路更加清晰、信念更加堅定。這些，對于他復出不久即領導進行全面整頓，以及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制定新時期路線方針政策產生了直接影響。

鄧小平在逆境中不低落，而是把逆境當成讀書的好機會，這種人生態度值得我們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