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將制度建設的重要性認識提到新的高度，確立了制度建黨的理念，建構了新時期黨的制度建設的體系框架。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標志著我國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黨的制度建設也進入了一個改革發展的新階段。第一，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明確提出了健全黨規黨法和民主集中制、加強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任務，為黨的制度建設指明了方向。第二，提出改革和完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鄧小平的重要講話，提出了一系列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指導思想和具體措施。第三，建立健全黨中央工作制度。制定了《十三屆中央政治局工作規則試行》、《十三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工作規則試行》、《十三屆中央書記處工作規則試行》。第四，廢除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作出了老干部退休制度的決定，黨的十二大通過了設立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的決定。為解決黨的中央領導機構新老交替、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和實現干部年輕化，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第五，健全黨的生活制度。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第六，恢復和加強了紀檢監察制度建設。第七，提出了探索靠改革和制度建黨的新路。提出我們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黨的建設上走出一條不搞政治運動，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設的新路子。”

四、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深刻認識到黨的歷史方位發生的重大變化，繼承和發展了鄧小平關于制度建黨的思想，黨的制度建設進入了一個深化發展的階段。

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既繼承鄧小平加強黨的制度建設的思想，又特別強調在實踐中全面推進制度建設的重要性，從而把黨的制度建設的理論和實踐推進到新的階段。第一，加強和完善黨的領導體制。江澤民強調：“要按照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原則，進一步加強和完善黨的領導體制，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既保證黨委的領導核心作用，又充分發揮人大、政府、政協以及人民團體和其他方面的職能作用。” 第二，完善和發展民主集中制。江澤民指出：“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民主集中制不僅不能削弱，而且必須完善和發展。” 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進一步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這一黨的根本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第三，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共中央頒發《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綱要》，使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進入全面規劃、整體推進新階段。隨后中央修訂了《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第四，規范民主生活會。黨的一系列民主生活制度的建立和實施，使縣以上黨組織民主生活會的質量普遍提高。第五，嚴肅黨的紀律。中共中央發布了《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試行）》，中紀委印發了《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試行）》，規定了領導干部廉潔從政應遵守的六條準則。第六，建立健全黨員管理制度。中央組織部作出了《關于加強黨員流動中組織關系管理的暫行規定》等，以加強對流動黨員的管理。

五、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著眼于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進一步豐富和深化了對黨的制度建設重要性的認識，黨的制度建設進入了一個科學發展的新階段。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深入研究黨執政所面臨的新形勢，堅持從實際出發，借鑒國外的有益做法，有針對性地建立健全黨的制度。第一，在完善黨的代表大會制度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確立代表大會在黨內的權威地位，試行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改革和完善黨內選舉制度，積極探索黨的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發揮代表作用的途徑和形式，保障黨代表和廣大黨員的民主權利。第二，進一步完善黨委內部議事和決策機制。黨的“十六大”黨章明確規定：黨的各級委員會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度。凡屬重大問題都要按照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的原則，由黨的委員會集體討論，做出決定。黨的“十七大”進一步提出推行地方黨委討論決定重大問題和任用重要干部票決制。第三，強化了領導班子考評制度。中組部下發了《體現科學發展觀要求的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綜合考核評價試行辦法》。第四，完善了黨員權利保障制度。中共中央正式頒布了《中國共產黨黨員權利保障條例》。第五，加強了黨內監督制度。中共中央頒發了《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標志著黨內監督工作進入規范化、制度化的新階段。第六，中共中央頒發《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08-2012年工作規劃》，中紀委印發了《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反腐倡廉制度建設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