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是戰國時期墨家著作匯編，由墨子初創，其后學增益。現存53篇，9萬余字，包含多種文體類別。其中有豐富的思維語言藝術，是準確性和鮮明性、生動性和簡練性、理趣性和功利性的統一，具有獨特的原創性價值和意義。

意顯語質：準確性和鮮明性

劉勰《文心雕龍》評價《墨子》“意顯而語質”，即意義明顯，語言質樸。毛澤東《工作方法六十條》第三十七條說：“文章和文件都應當具有這樣三種性質：準確性、鮮明性、生動性。”說話寫文，要求語言準確鮮明，與“意顯語質”相通。

語言的準確性，即恰當性、真實性、正確性，恰如其分反映事實。《非攻（下）》說，墨子反對攻伐掠奪戰爭，于是當時的“好攻伐之君”，以“湯伐桀，武王伐紂”，都被“立為圣王”的事實為論據，為自己發動攻伐掠奪戰爭辯解。墨子說：“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認為商湯對夏桀，周武王對商紂的戰爭，是“誅”，即以“正義討伐非正義”；而“好攻伐之君”的攻伐掠奪戰爭，是“攻”，即以“非正義進攻正義”。二者本質不同。“好攻伐之君”的辯解，沒有對“攻”和“誅”兩個不同概念“察類明故”，分析論證，犯混淆概念和虛假理由的錯誤。

《公孟》載墨子與程子辯論。墨子引孔子的話，表示贊賞。程子說：“非儒，何故稱于孔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為之謀，必不能易矣。鳥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今翟曾無稱于孔子乎？”墨子非儒，但認為孔子的話有“當而不可易者”。“當”即恰當、準確、真實。普遍真理，誰也不能改變，自然可引用。墨子這樣說，以真理為依據，不存學派偏見，是合乎理性的思維。

口若懸河：生動性和簡練性

《公輸》載墨子止楚攻宋的說詞，是生動性和簡練性統一的典范，后代學者稱之為“辯士懸河之口”，“意高詞健”。

《墨子》語言的生動性，首先體現在形象性。兼愛是墨家思想的核心，墨子像編劇本，假設“兼士”、“別士”兩個人物，讓他們進行表演，把“兼愛”和“偏愛”、“別愛”的抽象概念，具體化為生動形象，表演得淋漓盡致。通過具體描寫“兼士”、“別士”的言行，用對比方法，刻畫鮮明形象，語言生動，感染力強。

《墨子》語言的生動性，表現在音樂性，鏗鏘有力，講究語言的音韻節奏。《七患》說：“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句式整齊，兩句一韻如詩篇。此種例子不勝枚舉。

《墨子》語言生動，重視修辭。《墨子》是我國最早的邏輯兼修辭著作，討論和運用多種思維和修辭技巧。《墨子》常用辭格，有比喻、排比、對偶、反復等，技巧嫻熟有創新。《小取》說：“譬也者，舉他物以明之也。”這是對譬喻特點的說明。《所染》載，墨子見染絲感嘆：“染于蒼則蒼，染于黃則黃。”用染絲，譬喻環境對人的影響：“國亦有染”，“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為天子，功名蔽天地。”“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下戮。”“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比喻貼切，廣為人知。

《墨子》語言，體現古漢語簡練的特征。《修身》說：“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強調語言的簡練性。禽滑厘問墨子：“多言有益乎？”墨子說：“蝦蟆蛙蠅，日夜而鳴，舌干，然而不聽。今鶴雞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通過比喻形象地說明：反對說無用的空話、大話，但不反對說有用、合宜的話。墨子認為，有用要多說強說，無用則少說不說。《公孟》載，墨子宣傳主張積極主動，見人就說，公孟子不以為然。墨子回答：“今夫世亂求美女者眾，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強說人，人莫之知也。仁義均，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不行說人也？”論證“強說”的必要。《修身》說：“言無務為多，而務為智。”用最經濟語言，表達最豐富內容，機智精當。

談辯文學：理趣性和功利性

《墨子》是談辯文學。《非命中》載墨子說：“凡出言談，為文學之道也，則不可不先立儀法。若言而無儀，譬由立朝夕于運鈞之上也。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誠偽，未可得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非命上》稱“三表”。“法”、“表”，指法則、標準、方法。“三法”、“三表”，即三種法則、標準和方法：“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于何用之？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

在中國哲學和文學史上，墨子第一個明確系統提出文學創作批評的標準：歷史經驗，人民現實經驗，突出人民性、人文性和民主性。三表法反映了《墨子》語言理趣性和功利性的統一。文學作為語言藝術形式，塑造形象，表達思想，反映現實，影響大眾。墨子所謂“人民之利”，指大多數勞動人民的利益。

文學的功利價值，突出體現在褒貶兼備，美刺兼用。《非儒》刻畫賤儒的迂腐形象：“是若人乞，鼸鼠藏，而羝羊視，賁彘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夫夏乞麥禾，五谷既收，大喪是隨。子孫皆從，得厭飲食。畢治數喪，足以至矣。因人之家以為翠，恃人之野以為尊。富人有喪，乃大悅喜曰：‘此衣食之端也！’”這一形象塑造，包含辛辣諷刺，寥寥數筆，入木三分，跟墨子師徒的高大形象，形成鮮明對比。

議論文以理服人，文學作品以情感人。《墨子》是議論文體，邏輯論證兼帶感情，有深刻哲理、抽象理論，又有具體形象、濃郁情趣。《非攻（下）》描寫侵略行為：“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將必皆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卒伍，于此為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其城郭，以湮其溝池，攘殺其牲牷，燔潰其祖廟，勁殺其萬民，覆其老弱，遷其重器。卒進而柱乎斗，曰：‘死命為上，多殺次之，身傷者為下，又況失列北橈（落伍敗北）乎哉？罪死無赦！’以憚其眾。”通過對侵略者言行的描寫，表現鮮明愛憎，深刻感人。

陳柱《墨學十論·墨子之文學》，把《墨子》文體細分為七類，指出其各自語言藝術特色：“論說體文頗華麗；演講體文最平實；經體、傳體最奇奧；序體最嚴整；記體亦簡潔。”頗為恰切。《墨子》錘煉語詞，選擇句式，講究修辭，運用辭格等思維語言藝術成就，值得借鑒傳承。

（作者單位：北京外國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