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一個杯子，在包公故里合肥市，掀起一場不小的波瀾。

首次入駐合肥的星巴克，由于銷售“洋臉包公”城市杯，遭到包公第三十六代后裔包訓安的強烈不滿，并斥之為“不入流的商業策劃”。

然而，“包公杯”卻并未因此受到任何影響，不僅星巴克未作出任何撤架的表示，相關部門也承認了其合規合法。倒是因為媒體與社會的持續關注，直接促使了“包公杯”的熱賣，在合肥步行街上的星巴克，“包公杯”已經售罄，需要預約從總部調貨。

自始至終，星巴克都是處于強勢地位。這對于一直在努力維權的包訓安和包公精神傳承研究會、對于一些批評星巴克的媒體和公眾，不能不說是一種尷尬。

但是，這種尷尬又有些“命中注定”的意思。提起包公似乎人人盡知，但包公的形象卻很模糊，除了京劇臉譜以外，便是五花八門的影視劇人物，即便在包公故里合肥，除了一座“清風閣”外，再無其他。可見，無論是文化資源的保護，還是文化內涵的發掘抑或是文化產業的發展，我們做得實在不多。從這個角度而言，“包公文化”，仍然是一個身不強體不健的“孩子”。這也直接導致包訓安及其包公精神傳承研究會在維權的過程中，顯得單一與無力。

不妨假設，包公文化已經得到了足夠的重視與發展，其相關衍生鏈條已經成熟，其固定形象已經深入人心，那么，“包公杯”事件就不過是一起再簡單不過的知識產權侵權，還會不會上升到維護城市文化形象這一層面上來？熟悉商業生存法則的星巴克還會不會如此強勢？

“包公杯”不會是個例，可以想見，在一些歷史文化較久遠的欠發達地區，隨著對外交流的日益頻繁，古老的文化一定會面臨強勢外來文化的沖擊，這種沖擊，也許來自發達的沿海城市，也許來自國外。如果它的存在是必要的，那么保護它的最好辦法是讓其盡快發展起來、強健自身體魄。

假如“包公杯”事件能夠促使我們生出一些反思，推動我們做出一些行動，那么包訓安先生的維權行為，無論是出于商業考慮，還是維護祖先的形象，都不失為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