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工業化進程的重要力量，農民工群體創造了“中國制造”的世界奇跡。然而，在政府改變“二元”（農村與城市）社會結構的過程中，農民工仍存在著 “滑落”到“三元”（城市人口、農村人口、流動人口）人口結構的可能性。

不是為了生存而離開鄉村

進入21世紀后，1960年代和1970年代出生的農民工漸漸退出了城市建設的舞臺，農村新一批年輕人開始涌入城市，他們的涌入較以往更加洶涌、更加徹底，不同點在于他們不是為了生存而離開鄉村，而是為了生活而選擇城市。

自2004年以來，中央更加關注農民工問題，這些關注或爭論焦點都在如何制定政策，以給予這部分群體足夠的關心和重視。但公共政策的抉擇是復雜的，它要求在公共產品供給與城市化目標間作選擇，因此政府要做的事情需要在中國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從更廣闊的視角來研究這個難題。其中，農民工群體的消費屬性和消費者身份，是當前需要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

事實上，21世紀中國的戶籍制度已經不僅僅是一種人口登記、管理和統計的手段，而演變為身份制度。目前的公共政策尚未給予這部分人合適的身份定位，也無法為他們的再社會化過程創造條件，沒有考慮到他們從鄉村環境到城市環境過程中的身份適應困境。我們需要認識到，農民工在為實現目標而爭取物質和文化資源方面所扮演的積極角色，這些目標包括滿足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以及社會化目標，后者同樣是所有社會行動者的基本需要，如自尊和介入社會公共生活。

他們更愿意享受生活

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09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3億人，外出農民工數量為1.5億人，其中，16—30歲的農民工占61.6%。

農民工的生產領域角色已經毫無爭議地被定位了，但是在消費領域中的特征則不明確。2010年，全國總工會在針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調查中體現了這方面的特征，比如，物質生活的逐漸豐富使他們的需要層次由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他們更多地把進城務工看做謀求發展的途徑，不僅注重工資待遇，而且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權利的實現；大眾傳媒和通信技術的進步使他們更迅捷地接受現代文明的熏陶，形成多元的價值觀與開放式的新思維，成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傳播者。

2010年在上海調查總隊的協助下，復旦大學市場營銷研究中心對在滬農民工進行了抽樣調查。經過對1200份農民工消費調查問卷的分析發現，在滬農民工的月平均工資為2342元，其中新生代農民工的月平均工資為2279元，每月在家庭消費方面占到收入的50%左右，可以說形成了一個較為龐大的財富市場。在家庭消費結構方面，新生代農民工與傳統農民工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新生代農民工在食物、交通通信、房租等方面都高于傳統農民工。這樣的消費比例安排說明：第一，農民工首先需要滿足的依然是基本的生理需求；第二，農民工的支出決策必須同時考慮到在農村的家庭成員；第三，新生代農民工更在乎在城市生活的舒服性，更愿意享受生活。

農民工群體有權利實現跨越式消費

我們將農民工看成是消費者。作為現代社會的消費群體之一，隨著現代信息科技以及交通基礎設施的完善，農民工有權利快捷地獲取第一手的信息，現代科技打造了他們跨越式消費方式的適應路徑。

在中國，農村與城市在經濟發展水平、市場化程度、法律和營銷基礎設施的健全程度、企業營銷導向與能力、消費者主權與消費能力等方面存在顯著的差異，從而其市場成熟度也存在階段性差別。而城鄉二元關系是理解中國社會發展的關鍵，農民工則是這種關系通道中的主體。農民工進入城市的目的也出現了較大變化。現代信息技術和媒體的推廣，使得他們越來越多地接觸到都市甚至是全球的最新資訊，因此，關于現代性、都市性以及否認城鄉之間同時代性等，這類主流話語的“強化”造成了一種印象：農村是屬于過去的、停滯的、封閉的、兒童的、老年的和引退的地方，城市盡管很艱辛，卻是屬于未來的、現代性的、青年渴望的以及有發展預期的地方。

總體來說，積極的消費者涵化觀點顯示少數弱勢群體通過消費來作為漸漸參與主流社會文化價值的指標和途徑。“中國勞動力轉變為中國消費者”是一種新的視角。尚·布希亞認為：“農民的消費興趣與優渥的上流階層、有文化素養的中等階級不一樣，這是因為他們既無暇亦無金錢，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尚未參與感染其他階級的文化吸收現象。”不難發現，農民工在農村身份與城市身份之間的認同存在排斥性，這決定了消費將成為農民工身份認同的一個重要手段。

（褚榮偉：復旦大學應用經濟學博士后流動站；陸雄文、蔣青云：復旦大學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