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和革命黨人的不斷壯大，特別是革命黨人不斷策動的各種形式的武裝起義、暗殺活動，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從外部為清廷輸入了一種壓力，因而清廷在經歷了戊戌變法、庚子國變之后，也開始了艱難的政治變革歷程。

黃花崗起義后，革命陷入絕望，改良蒸蒸日上，舉國上下真的期待著朝廷能夠按照調整后的五年立憲籌備規劃，將中國引向一個安全的港灣，走上君主立憲政治道路。按照規劃，清廷于1911年5月8日發布了責任內閣名單，這意味著經過自1906年以來五年準備，中國終于邁向了君主立憲建立有限責任政府的政治道路。這無疑是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事件，至高無上無所不能無所不包的皇權至此被一個有限責任的政府所分享。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是君主立憲體制成立的關鍵。

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清廷的宣布出了意外，十三名內閣成員中，皇室及皇族的成員竟然多達九人，占了絕對多數，這立即引發立憲黨人強烈反彈，以為這樣的內閣只配稱作親貴內閣、皇族內閣。

按照立憲黨人的想法和先前的政治約定，進入君主立憲體制之后，滿漢不再像過去那樣成為特征鮮明的兩個階層，滿漢不分滿漢合一，盡可能縮小這兩個族群之間的差距。然而現在卻是，立憲前，按照清廷中央部院首長雙軌制原則，漢大臣、滿大臣并列，甚至在侍郎及更下層級都是雙軌制，這多少有點浪費，也使漢大臣的地位稍低。但在那個體制下，內閣閣員十三人，漢大臣無論如何也應該有六個，百分之五十稍弱，現在十三個閣員只有四個漢大臣，改革不僅沒有提升漢大臣的地位，反而使漢大臣地位有所下降。這當然引起漢大臣和廣大漢人的極端不滿。

立憲黨人的不滿并沒有引起清廷足夠重視，這個錯誤的政治決定直至武昌起義爆發，直至灤州兵諫發生，方才得到相應糾正，清廷匆忙發布《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宣布撤銷幾個月前的皇族內閣，規定所有皇族成員永遠不再參與實際政務，建議資政院選舉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

反對君主立憲的主要力量不在皇室，而在皇族。滿洲貴族統治集團有自己的算盤。在過去幾十年，特別是在恭親王當政的幾十年，皇親國戚滿洲貴族上行下效，紛紛就便出任政府要職。他們不似漢人要通過科舉考試層層關卡一步一步往上爬，而是往往因為其血緣關系的遠近捷足先登，成為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者。這批即將失去政治特權的滿洲貴族當然對君主立憲的政治改革不滿意，他們以那個小皇帝的名義，以清帝國體制的名義，對君主立憲政治改革百般阻撓，致使清廷盡管于1911年11月頒布了《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但這些條款遲遲無法落實，君主立憲體制究竟怎樣建構，國會究竟應該怎樣召集，滿洲貴族們如何退出等，始終無法達成共識，無法妥協。

革命黨人對清廷早就不耐煩了，他們雖然在黃花崗起義失敗后心灰意冷，但在保路運動爆發后，特別是在武昌起義爆發后，迅即投入戰斗，黃興等革命領袖迅速前往武昌協助黎元洪和湖北軍政府抵抗北洋軍的進攻，李協和、陳其美等領袖也在武昌起義發生后第一時間策動上海光復，然后策動江浙獨立，攻打南京，搶占東南半壁，形成南北對峙格局。

清廷既得利益集團以體制的名義不斷阻撓君主立憲的實現，在南北對峙格局形成后，一場混戰一觸即發。為了避免內戰避免混戰，北洋將領段祺瑞等人在南方革命形勢感召下，放棄了先前十多年追求的君主立憲理想，毅然加入民主共和的陣營，大義凜然反戈一擊，通電呼吁清廷接受民意，走向共和，重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

北洋新軍陣前倒戈給清廷致命一擊，革命終于在最后時刻重塑了中國通往現代民族國家的道路。革命確實是一個不得已的手段，但在南北各方政治家共同把握下，辛亥那一年并沒有使革命失控，一個民主的共和國家在世界的東方建立起來了，這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博導)注：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原創文章，網絡轉載請為作者署名并注明“來源：《人民論壇》雜志”字樣。書面轉載請聯系010-65363752或郵件至rmlt@rmlt.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