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討薪,個人權威要讓位于法治權威

相比法院院長討薪而言,沈陽市公安局的做法則具有一定的制度示范意義。針對惡意拖欠工資問題的日趨嚴重,沈陽警方于2010年4月承諾110報警電話直接受理拖欠工資投訴,至去年年底,在不到兩年時間內共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事(案)件543件,追回拖欠工資4.08億元,并打擊處理了一批惡意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承包商。這種公安職權的行使,能夠從制度層面激活公權力在行政執法和刑事執法領域的責任,以常態化的執法糾治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

不過,公安機關的介入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無論是行政處罰還是刑事查處,公安機關對欠薪者的查處只有在符合明確的法律條件下進行,而目前無論是一般欠薪行為的行政違法,還是惡意欠薪的認定,都缺乏具體詳細的法律規范。與此同時,大量的欠薪并不在刑事法和行政法制裁范疇,警察權的介入也面臨合法性根據不足的風險。

不難看出,農民工討薪難問題已經牽扯諸多部門的精力,也開始由選擇性關注向執法機制建設的方向發展。在這種過程中,如何將領導重視下的個人權威上升為制度執行力建設下的法治權威,應當是解決討薪難的關鍵。如今,我們看到司法機關的積極作為,也看到了公安機關在執法上的勇于擔當,而其中最為核心的勞動執法部門則存在短板。一直以來,勞動者的權益保護執法都呈現出疲軟狀態,勞動法甚至被民間戲稱為“最軟的法”。可見,如何強化勞動行政部門的執法責任,確立起強有力的勞動執法機制,在公民權利救濟的各個要塞確立起常態化的法律機制,如此才能防止農民工的薪酬“一年一討”的人治路徑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