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發展版圖上的文化崛起

以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為標志，我國迎來了文化改革發展的高潮，《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面世，反映了我們思想文化的自覺，反映了推進我國現代化建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文化自強。早在幾十年前，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這一預言，在今天變成了現實。

為什么在新世紀新階段思想文化意識如此強烈，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要求如此迫切，文化的主動性、創造性如此空前高漲？顯然，這不是靠一些學者和文化人的呼喊和努力所能形成的，也不是靠領導者的心血來潮和主觀臆想所能解釋的，其深厚的根源在我國經濟社會的土壤之中，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

經濟發展是文化繁榮的基礎

如果把文化作為改造物質世界過程中的精神成果的總和，那么文化無疑是物質世界的派生物，是第二性的，是受物質世界發展支配、制約和決定的。在物質匱乏的狀態下，很難談文化的發展繁榮；物質生產的發展會帶來文化的發展，但未必就是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只有經濟騰飛、物質生活走向富裕，才會引發和推動社會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這幾乎是帶有歷史規律性的現象。從這個視角審視問題，就不能不看到，上世紀80年代初期改革開放剛起步，整個社會處在脫貧致富、解決溫飽問題之中。在貧困的擠壓下，人們忙于解決吃穿住行等生計問題，既無精力、也無財力涉足精神世界的文化生活，文化的需求受到嚴重壓抑，文化發展受到嚴重制約。隨著經濟發展，物質條件改善，我們逐步擺脫貧困，被禁錮的精神世界得到解放，文化欲求和渴望也一步步釋放出來，社會文化生活不斷活躍升溫。但把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作為時代重大課題擺在人們面前，成為現實的緊迫任務，則是在今天的環境和條件下才成為可能。

今天，我們已經實現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的歷史性跨越，正在向全面小康邁進，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不斷改善，國際地位大幅提升，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外匯儲備世界第一，人均GDP4000多美元，處在工業化的中后期。一個快速發展的中國在東方崛起。這首先是經濟的騰飛，但意義又遠遠超越了經濟，為文化發展繁榮創造了巨大空間，提供了堅實基礎和強勁拉動。這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社會整體解決了溫飽、整體實現小康，物質生活的改善和提高，使得人們擺脫了貧困的重壓，精神世界得到空前解放，求知識、求科技、求審美、求文藝、求娛樂、求健身、求旅游的文化欲望如井噴般地涌流出來，匯集成強大的文化需求浪潮；另一方面，物質生活的厚實和財力物力的豐盈，也為人們選擇、參與、享受各種各樣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提供了現實可能。有關數據表明，我國城鄉恩格爾系數都降到了百分之四十以下，這有力地說明隨著經濟發展和騰飛，人們用于基本必需品的生活費用比例越來越少，精神文化生活的擴展是顯而易見的。近幾年，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跨越式的快速發展，各種博物館、紀念館、圖書館、文化宮、展覽館對社會免費開放，文化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速超過23%，所有這些印證了文化建設的異軍突起。據推算，在人均GDP4000美元以上時，社會文化消費應是四萬多億美元，而我國現在僅是一萬多億美元，文化發展和消費的潛力還很大。

不難看到，經濟建設是興國之要，同時也是興文之要，我國文化發展的勃興，其深層次根源和強大動力在經濟領域，經濟騰飛為文化發展創造巨大空間，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經濟實力、綜合國力增強之后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