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病”三大癥狀警示中國

人口問題導致的社會危機

日本有一些學者不同意日本曾經有過“失落的20年”，他們比較了日本和歐美發(fā)達國家相同時期的勞動年齡人口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勞動生產率，發(fā)現并不比歐美國家差。

但是即使這些學者也都同意，日本社會出現了人口危機，使得按總人口計算的經濟增長陷入了長期低迷的陷阱。

人口學上把現代化社會人口的變化分為兩個階段，即多生少死階段和少生少死階段。從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歐美國家經歷了50年左右的黃金過渡時期。但是日本戰(zhàn)后卻沒有經歷這樣的黃金時期，而是從第一階段不停頓地進入了第二階段。日本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從上世紀70年代初即開始低于人口替代水平(2.1以下)，從80年代開始進入了少子化和高齡化的社會。聯合國規(guī)定，65歲以上老齡人口的比例達到7%，社會就進入老齡化社會;達到14%，就正式為老齡社會;達到20%以上，就是超老齡社會。日本于1970年老齡化率達到7%，進入老齡化社會;1994年達到14%，正式進入老齡社會。2005年達到20.5%，進入超老齡社會。日本人口老齡化率從7%增加到14%僅用了24年，是世界上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日本總務省的調查結果顯示，截至2010年8月1日，日本總人口約1 億2743萬人。在總人口中，0～14歲的少兒人口占13.3%，創(chuàng)歷史新低，而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23%，創(chuàng)歷史新高。

嚴重的少子化和老齡化，意味著日本社會出現了人口危機。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不僅導致了勞動力的減少，影響了日本企業(yè)的生產擴大，同時勞動年齡人口也是社會消費的主力，也直接影響了社會消費的擴大。因此所有的經濟學家都同意，人口問題造成的社會危機是所謂“失落的20年”的最大成因。

國際經濟環(huán)境變遷造成的產業(yè)危機

除了上面兩大宏觀的因素外，日本學術界還在產業(yè)層面探討了日本“失落的20年”的一些具體原因。我把它們概括為國際經濟環(huán)境變遷造成的日本產業(yè)危機。

戰(zhàn)后初期日本曾經集中優(yōu)勢力量發(fā)展石油、化工和機械等新興產業(yè)，奠定了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石油危機沖擊以后，日本及時調整戰(zhàn)略，從“重厚長大”產品向“輕薄短小”產品轉移，大量進軍以家電為主的電子產品領域，先后擊敗了美國的汽車、電視、相機和音響等行業(yè)。但到了上世紀80年代以后，國際經濟形勢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日本在產業(yè)上可以說是遇到了“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境地。“前有堵截”說的是日美之間在高科技領域的較量，日本大企業(yè)曾經在高清電視、電訊、數據存儲等領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試圖搶得先機，制定世界標準，確立主導地位，但遭遇到美國的大力阻截，不是標準制式不被承認，就是落后一步而功虧一簣。更主要的是在IT革命的浪潮中，和美國相比，日本竟然毫無建樹，默默無聞。“后有追兵”指的是在傳統的家電領域里又遭遇到了先后步入高速經濟增長的亞洲新興國家如韓國、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的奮起直追，在勞動力和市場等因素的作用下不得不讓出了大片江山。

進入21世紀，日本社會不得不對為什么會陷入如此的境地進行深刻的反省。2000年前后，日本政府的21世紀戰(zhàn)略委員會在它的《21世紀日本政府戰(zhàn)略》報告中檢討認為，日本在計算機領域落后的主要原因在于語言的問題，由于日本人的英語水平差，所以在計算機編程和應用領域還不如雖然經濟落后卻以英語為官方語言的印度，報告要求政府未來要學習印度，將英語列為準官方語言進行全民普及。

日本經濟界還對過去被視為日本企業(yè)法寶的日本式終身雇傭制度和論資排輩的年功序列工資制度進行了反省。認為這樣的制度埋沒人才、壓制創(chuàng)新，不利于產業(yè)競爭。于是日本企業(yè)紛紛開始學習歐美企業(yè)，導入了績效工資和高薪競聘。

上述的反省有的頗有見地，有的似是而非，但只要日本經濟未能走出“失落的20年”和“失落的30年”的陰影，類似的檢討和爭論在日本社會就會不停地進行下去。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所列舉的日本社會的近20年來的三大失落，雖未必全面和準確，但也能提醒我們自己，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高速經濟增長也已持續(xù)了近30年之久，我們未來也許也會遇到發(fā)展停滯的陷阱，那么日本社會的經驗教訓就是一份寶貴的資料，值得我們仔細玩味和咀嚼。

(作者為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