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年前膾炙人口的小品《超生游擊隊》，講述的是農民為了超生而四處游蕩的事。然而，近年來大批農民進城務工，他們在為城市的發展做出貢獻的同時，其超生問題也日益突出。國家人口計生委的一項調查顯示，目前全國流動人口規模已達1.5億。超過全國人口1/10，70%以上是生育旺盛的育齡人群。全國流動人口違法生育占50%～80%，福建占70%，而在人口大省安徽，流動人口的超生已超過60%。（12月11日《瞭望》）

　　長期以來，在決策部門以及社會公眾的印象中，流動人口的超生問題相當突出，這部分人群的計劃生育工作是一個難點?！俺螕絷牎钡任乃囎髌返匿秩?，更加重了這一印象。但筆者也注意到一些相反的結論。就在本月6日開幕的2007上海國際健康大會上，上海市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謝玲麗表示，越來越多的外來人口在來到上海后，正悄悄改變他們的傳統生育觀念，“現在他們中間不想生育的人的比例甚至比上海本地人還要高。”（12月7日《東方早報》）

　　謝玲麗指出，外來人口包括大量高學歷的外來年輕人來到上海后，他們的生育觀念出現了非常大的變化。首先，他們中部分人原先所信奉的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正發生改變，轉而認同于生男生女都一樣；其次，多子多福的觀念也在變化，由原來的多生向少生轉化；另外，在激烈的工作競爭壓力下，很多人甚至干脆選擇了不生。謝玲麗還用一個新的調查數據來驗證上述觀點：在上海的育齡婦女中，有4.5%的人不想生育，而外來的育齡婦女卻有超過6%的人不想生育。

　　一種觀點認為流動人口是“超生大戶”，另一種觀點卻表明外來育齡婦女“不想生育”，那么哪一種觀點更加真實可信？二者并不好作簡單比較。首先，“流動人口”、“外來人口”、“農民工”并沒有明確的界定標準，三者的概念、范圍均不相同，因此調查結果也可能存在差異。其次，支持謝玲麗觀點的調查數據僅來自上海，而國家人口計生委的調查是全國性的，二者不具備可比性。盡管如此，筆者認為謝玲麗的觀點仍然是值得重視的。

　　其實早在去年，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提供的一項研究數據就表明，人口流動可以降低生育率，流動人口的平均生育水平和平均期望生育水平都低于戶籍人口。小品“超生游擊隊”所描述的情景，與現實狀況并不完全相符。換言之，盡管流動人口確有許多“超生大戶”，但人口流動對降低生育率的作用，仍然是不容忽視的。該所陸杰華教授分析認為，造成流動人口生的少、生的晚的原因，其中之一是已婚夫婦相對分居，大大降低了生育的可能性，而且生育觀念、經濟收入改善等因素，也都影響生育行為。

　　筆者看來，流入地（城市）的生活成本遠遠大于流出地（農村）的生活成本，這一影響對人們生育觀念的改變作用也相當巨大。一對夫婦要繁育后代，首先要解決自身的生存問題，其次要有足夠的時間和物質條件來撫育下一代，還要有相對長遠的保障能力。而當前我國大城市的住房、教育、醫療等生活成本，對許多城市居民來說都相當巨大，對外來流動人口來說，生活成本、生存壓力會更大，養育能力更低。因此流動人口“不想生育”也是很好理解的。

　　厘清人口流動可以降低生育率這一概念，對我國人口政策的制定有重要意義。首先是決策部門不應再“戴著有色眼鏡看人”，而應該把人口流動看作是有利于計生工作的；其次應該繼續總結“屬地化管理、市民化服務”的成功經驗，把計生工作由管理本位向服務本位轉變，為流動人口提供更全面的計生服務；另外，城市管理者也應該提高分配率，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降低流動人口在城市的生活成本，讓流動人口真正融入城市。（陳才）

（責編：吳頌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