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時候，廈門大學因聘只有專科學歷的知名學者謝泳為中文系教授曾贏得知識界的一致好評。著名批評家余杰更是將之與民國時期的蔡元培聘請中學畢業自學成才的梁漱溟為北大教授并提。然而我想，雖然同樣是禮聘英才，兩個時代的同一做法雖然都值得褒獎，卻尚難如此類比。時代的氣味不同必然給我們不同的觀感，民國時期的政治文化土壤使之具有最大限度的學術自由，這自由的空氣可吸納各種人才而不致窒息他們，而獨立分子的存在又進一步深化了這自由氛圍，所以梁啟超向清華校長推薦陳寅恪時才會說：“我梁某人也算是著作等身了，但還不如陳先生的幾張紙。”而今天的大學是“衙門化”、“市場化”的制度產物，“填表”、“考核”逼得教授們“出假書”都來不及，體制對人文知識分子而言到底是福還是憂？謝泳回答山西晚報記者的提問也很干脆：“我在太原一個月只有一千多塊錢收入，讓我如何養家糊口？人都渴望自由，但我們又不能脫離現實，在這方面經濟自由是一個重要因素。”
 
　　問題很清楚了――擺在每個人面前的首先是生存問題，人文知識分子豈得例外？然而人文知識分子面臨的一個很顯然的事實就是，人文科學不如理工農醫，由于無一“技”可壓身，相反往往被嗤為“百無一用是書生”，何冤枉之有？在古代人文知識分子從學大概只有倚重兩條道路，最理想的當然是憑借殷實的家底能夠心無旁騖地做學問，經濟狀況不好的只有求學入仕或成為某一政治勢力的幕僚靠俸祿生活。這一點看看李白就很清楚了，李白年輕時家庭富貴，乃能學劍、學詩、學仙、廣結天下英豪、遍覽名山奇景，并成就詩名，到了老年被解職遣歸，路上只有依靠朋友接濟，不幸而死在途中。中國的知識分子與當局的關系是如此微妙，即使他們骨子里不愿意與當局合作，表面上還是選擇妥協而獨善其身，因為在那些過去的時代，知識分子如果不與當局合作就沒有路子可走，“君子謀道不謀食”，其他的工作知識分子往往也不肯低頭從事。

　　當代的知識分子之所以絕大多數被體制收編，進入一種既定的秩序，而被迫失去自由與獨立，也是同樣的邏輯。但自從民國呼吸到西風以來，知識分子求獨立求自由的愿望也越來越強，以致不斷探尋、嘗試，慢慢地在體制之外也走上經濟獨立的路途。辦刊物、辦社團甚至組黨，在民國已經是一個可資當代人參考的事實，同時越來越多的人文知識分子通過撰稿實現了財務自由，脫離了財務牽制的人文知識分子慢慢地開始松動與體制的關系，下海、辦報、獨立出書，慢慢培育出了久已無存的自由精神。

　　在今天，商業社會里就業的多元化選擇更是進一步撬動了人文知識分子寄食體制的鎖鏈。作家李銳多年前就高調宣布要離開作協，并籍此對中國特色的作協制度提出了尖銳的批評。王小波生前亦有辭去教職專職寫作的日子。而作家韓寒更是堅決拒絕文聯的邀請，憑借高超的賽車技術和文學創作，他面無懼色地寫一手犀利的文章。在這個多元化的時代里，人文知識分子的生存道路確實拓寬了，然而我們看到的轉變依然十分有限。如果謀生之道占去了太多的時間，大多數人文知識分子由于身上綴滿不馴之氣，寧可舍棄謀生之途而去，鄧正來在北京地下室的十年正是如此，然而終歸走到體制中去。

　　當前的中國，人文知識分子最大的掙扎莫如進入體制與蟄居民間。民間最有生氣，誠如余世存所言，有一種“野”的精神。可是民間行走之艱難只有身體力行者知之，如果說生活的困苦是可以承受且有希望克服的話，知識分子尚可販書、賣菜，那么對言論的鉗制與資源的壁壘則是忍無可忍的。試問民間知識分子的書國內出了幾本？民間行路何其難？昔者陳寅恪說“經商最妙”，愿上天盡快賜于我國之人文知識分子經商天才，使他們少一些圍城內外選擇的掙扎。 （黃陳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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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