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以文懷沙為代表的國學大師們，掀起了“新國學復興”。說他們為“新”國學，在于他們用儒學直面當代問題，力圖用新型的國學理論來推倒現代人文主義。我們不妨先看一下文懷沙的“新”觀點，如，文懷沙認為，孔子的核心思想是“和諧”，讓人與人之間“天下為公”。用和平去代替戰爭，用愛去代替恨，用報恩來代替記仇，讓人類能夠和平共處。

　　實際上，儒學幾千年傳承不變的根基，也就是孔子的核心思想，不是“和”，而是“仁”，在“仁”的思想基礎上又形成了政治理想——“仁政”。這本是常識問題。而文懷沙卻把“仁”篡改為“和諧”。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他的“正、清、和”三字經中，又把“正”當作了孔子的核心思想，忽而是“和諧”，忽而又是“正”，翻手為云覆手為雨，自己都莫衷一是。傳統的“止戰”思想，并非源于孔學，而是墨子之“非攻”。文懷沙把墨家學說劃給了儒家，真不知地下的墨子會有何想？

　　這樣的“新國學”，我稱之為“文懷沙式的國學”，它既僭越了儒學本身，篡改了儒學真實的本質，套用儒家的概念名詞，基于完全混亂的邏輯，不僅漏洞百出，而且經不住歷史和現實的考量，不堪一擊。因此，“文式國學”是假儒學，談不上復興，僅僅是一場偽國學的廟會。

　　其實，“文式國學”最熱鬧的鼓噪，是它的市場化。“文式國學”的思想創新幾近荒唐，理論體系充滿僭越，闡述肆意混亂，又動輒舉著“儒釋道”唬人，真可謂“不新、不古、不深、不淺”。文化傳播如果沒有自身的精神內核，那可就真成了賣書、賣光盤、賣講座了。

　　和“文式國學”不同，在今天，真正的文化重建，抑或傳統復興，歸根到底還是在思想的層面上，推動文化形態走向多樣性，專注人文關懷，從而實現創新。（作者：裴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