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全國兩會已經拉開帷幕。在兩會上，代表、委員們一如既往地提出各種議案，內容涉及廣泛，關系到民眾切身利益。醫療、教育、住房等等，只要是民眾所關心的問題，兩會上就有相應的聲音。因此，我們對代表、委員們所做的工作表示尊敬。

　　盡管如此，在兩會會堂之外，公眾對代表、委員們也存在著復雜的輿論態度。特別是，一些建言提出后，往往因為語出驚人，公眾輿論的反應會變得更加強烈。甚至，網絡上有人直接將這類驚人之語稱之為“雷人語錄”，以表示建言與自家的理解存在很大出入。

　　最近的例子是，有醫藥衛生界委員于兩會上稱:中國看病不算難，也不算貴，而是患者求醫標準過高，導致醫療資源“擁擠”，并建議對“看病難看病貴”給出定義，確立標準。這類“雷人語錄”，的確讓人很難理解。至少，從話語本身看，它疏離了人們對于醫療問題的常識性判斷。

　　當然，輿論有強烈反應，并不表示有沖突效果的建言就該被否定。在兩會上，理應存在著富含沖突的利益表達。代表、委員們不僅要敢于說話，也要敢于說“雷人”的話。有表達上的沖突，才會展現利益上的沖突，才會有利益博弈的過程。這也正是公共利益產生的必經階段。問題不在于語言是否雷人，而在于代表、委員們提出建言時，其利益指向是否直接、明確？

　　沒有直接而明確的利益指向，就意味著代言身份還未明了，意味著驚人的語錄或許只求表達的意氣，而無需為此負責。這里所謂的負責，不僅是指會議前后的盡心盡責，更是指對自己所代言的利益主體負責。有如此明晰的責任，方有議政能力的要求。畢竟，作為利益代言人，不僅要具備表達的欲望，還要具備推動決策的欲望，即推動議案走向提案，使得代言利益最終落實的欲望。

　　為自己所代言的利益主體負責，這是代議制的政治功能之一。還以醫藥衛生界委員的建言為例。他們提出建言時，是否考慮到了建言的實際影響力，是否考慮過其建言能否形成利益的博弈能力，進而對公共決策產生影響，這是值得懷疑的。至少，明知是常識的判斷，卻說著與之相左的話，可能就成了毫無影響力的代言。這可能不是負責任的代言。清楚醫藥界的立場，與清楚自己背后的具體推選者與監督者，這所產生的建言效果是不一樣的。如果清晰地知道為誰代言，知道背后站著的監督者具體是誰，會場上的話就是需要反復斟酌并考慮日后執行效果的。

　　以代議制的政治功能為分析的前提，我們再看輿論之于代表、委員們的反應，可以得出兩個向度的結論:其一，代言機制起到了作用，輿論會更加注重兩會中議案、提案的具體流程，即著眼于過程；其二，機制作用有限，輿論難以關心過程，反而會更看重代表、委員們說了些什么，說得好不好聽。

　　總之，我們希望的是，今后輿論會更加注重議案、提案的具體流程，而不是一些語錄效應。一個成熟的代言機制，要讓人們思考自己該信任哪一個代言人，要關心自己的代言人執行工作走到了哪一步，而不是制造了何種語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