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越來越像行政單位而非獨立的教學科研機構！”昨日，在全國政協十一屆二次會議第三次全會上，16位政協委員做了主題發言，痛批大學衙門化。(3月9日《新快報》)

　　政府對高校過度的行政干預，并不自今日始。幾十年來，我們習慣了以官階高低看待任何機構，無論官方的還是民間的，高校自然不例外。規定各高校不同的行政級別，就是這種慣性思維使然。某校部級，某校副部級，某校正廳級，于是，各種有高校校長出席的會議，參與的校長在人們的眼里，不再是教學科研機構的領頭人，而是大大小小的一批官員。官階高，架子當然足，來頭當然大，儼然是官階相對較低的校長的領袖。李煒光先生在《尋找大學校長》一文中寫道：“今天的中國，沒有大學校長，只有大學官長。”誠哉斯言！

　　高校衙門化，嚴重地擠壓了平等自由的學術論辯空間。在官場，講究的是服從，下級服從上級，行政系統才可能有效運轉；在高校，追求的是自由平等的獨立思考。兩者方枘圓鑿，無法混一。高校既然衙門化，學校處于以官階高低論尊卑的嚴密的行政體系之下，那么，教學科研人員本該自由平等的學術論爭首先就成了權力大小的較量，職銜高的，說話分量就足，而作為一校之長的校長，先天地具備了衡定一切是非的權力。這和自由平等的學術精神背道而馳。

　　政府在給了高校的行政級別的前提下，派遣相應官階的官員充當高校的行政負責人，也就名正言順。某校部級，某校副部級，某校正廳級，其負責人即校長當然也就是部長，副部長，廳長。當高校排行以行政級別為標志，而忽略其教學質量，學術成就，中國的高等教育，憑什么和先進的西方國家爭雄長？

　　現代公民意識的核心是努力掙脫奴隸意識，培植壯大平等思想。而高校就是培養現代公民意識的最佳溫床。在這里，是不應該強化尊卑有序的權力意識的。

　　世界通例，大學校長不能由官員兼任，民國時期也有類似規定。從前，西南聯大將要北上的時候，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被任命為行政院秘書長，傅斯年馬上指出，蔣須立即辭去北大校長職務。1940年代后期，胡適任北大校長，國民政府先后請他做考試院長，兼職國府委員，他堅辭。他說：“依據大學組織法，我決不能自己解釋國府委員不是官而不辭北大校長”。

　　1919年6月15日，因為政府的行政權力對北大的過度干涉，蔡元培憤而辭去北大校長，他在《不愿再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宣言》中斬釘切鐵地說：“我絕對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為什么呢？他發揮道：“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容不得強權干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取消高校行政級別，淡化高校的權力意識，還高校充足的自由民主的學術空間，是培養平等意識，塑造現代公民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