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協委員建議暫緩事業單位養老改革。從媒體報道看，來自社科界、新聞出版界的60余位委員已聯名提案，教育界也有60多名委員作了幾乎同樣的聯名提案。

　　對同一問題出現兩份提案，每份提案的聯名人數都超過60人，且提案人界別分布如此集中，事業單位養老改革顯然引起了強烈反彈。在兩會上，情況已是如此，在改革所涉及的事業單位，反彈之激烈，似乎不難想見。

　　一項推出未久、應該說尚未真正鋪開的改革，會引起如此強烈的反對，不管這種反對是否能令已經啟動的方案暫緩實施，都可以算是教訓沉重。

　　事業單位養老改革，確曾產生過一石擊水的效果——幾乎沒有預熱過程，人們就從新聞報道中得知這一重大改革已經定案。這一改革迅速引起輿論關注，焦點集中在改革的公平性問題，指向是質疑何以公務員成為養老改革的例外。兩會上的反應，既延續了這一話題，又質疑了方案本身“思路不清晰，措施不配套，達不到預期效果”，同時爭議到達全國政協會議，也將養老改革爭議從一個輿論話題提升為一個政治話題。

　　政協會議作為中國政治制度的基本設置，就重大問題產生重大爭議，也是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正常體現。提案人集中于社科界、新聞出版界、教育界，都是事業單位養老改革的直接利害關系人，也應當說這些委員發揮了應有的作用，政協委員分界別產生，正是要他們明確自己的界別，并體現相應界別的意見。

　　養老改革的目標，應該是建立公平的國民養老體系，提高國民養老保障水平。因此，在事業單位養老改革推行之時，公務員已成為社會中惟一不參與養老改革的特殊群體，執行特殊的養老方案，并且人們得到的是這種狀態將會繼續的消息，很大程度上凸顯了公平性的矛盾。另一方面，事業單位養老改革出臺的原因被解釋為減輕財政負擔，也激起了人們對企業改革中職工利益被當作“包袱”甩掉的聯想和記憶。

　　實際上，改革發展到今天，人們已經無法接受這樣的解釋：財政包袱重了，所以改革不得不進行。這一解釋過去曾經可以作為改革的合理性辯護，現在人們已經看到“甩包袱”改革產生的種種后果，而財政負擔也已不被人們接受為應當削弱福利的合理理由，同時人們還看到了財政支出在公款消費中體現出來的奇怪現狀。可以說，改革的社會心理背景和社會認知背景已經發生了變化。

　　事業單位養老改革在人們對社會公平、政府責任、改革代價等問題越來越關切的背景下發生，但它的推出卻幾乎悄無聲息。改革的直接利害相關人，沒有獲得對改革方案發表意見的機會，成為方案擺布的對象。秘而不宣的醞釀，突如其來的定奪，不僅不符合信息公開的要求，而且置相關人一種“不可慮始”的位置。從程序正當性而言，不能不說存在缺陷。

　　應當看到，暫緩事業單位養老改革能夠在政協會議上激起巨大反響，原因不僅有社會心理、社會認知變化的背景，有方案本身在內容上和推出程序上的缺陷，也與來自事業單位的委員具有一定數量高度相關。事業單位人員在政協會議上擁有直接的利益代表，政協會議的界別組成方式，使話題引入政治協商機構具備了條件。

　　人們通過改革認識改革，現實處境帶來了心理和認知的變化。一些話題浮現，一些話題棄置，一些人成為代價，一些人成為驕子。改革越來越觸及硬核部分，在社會和政治結構中擁有較大話語權的階層，博弈能力非工人農民可比。確實，改革方案怎樣形成，改革共識怎樣產生，已經面臨比三十年前、二十年前更為復雜的情況。改革要堅定，但怎么改、改什么、焦點何在、突破口何在，已很難“摸著石頭過河”了。解決中國問題的癥結，也要直接面對，而不可回避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