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原中國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院士最近提出了兩點建議，第一是將教師轉化為公務員，第二是逐漸淡化重點中小學直至取消重點學校，以實現教育公平。前一點的發言引起了公眾的熱議，而后一點看法卻沒有引起太大的反響。

　　朱院士的建議其實涉及到了教育的兩類主體，即教師和學生權益的公平性保障。將教師轉化為公務員著眼的是教師本位，建立對教師權益的剛性制度保障，值得引起重視。而取消重點中小學，著眼的是學生本位，在我看來，其重要性一點也不亞于前者。

　　由政府出資為民眾提供諸如教育、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被認為是民眾的社會權利，這一點在國際范圍內已逐漸成為共識。既然接受義務教育是一種權利，那么就必須保障權利實現的普遍性和公平性。普遍性強調的是，共和國的公民必須人人都能享有某些社會權利；公平性強調的是，民眾必須同等地享有權利。在我國，九年制中小學教育是義務教育的范疇，最近幾年來，義務教育的普遍性保障有了很大提高，外來務工人員的子弟就近上學也逐步得到解決。但公平性這一點還存在巨大不足，具體表現為城鄉教育資源配置不平等，以及同一個城市不同學校之間所獲得的教育資源不平等。

　　造成教育資源配置不平等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小學尤其是小學的教育經費很大比例是由當地政府提供的，由于城鄉之間和不同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很大差異，導致落后地區的教育經費投入相對不足。另一方面，教育管理部門認定了一些重點學校，經費投入向這些學校傾斜，又人為地加劇了同一區域內不同學校之間教育水平的不平等。

　　設置所謂重點學校、示范學校的目的，很令人費解。很多家長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和民工子弟一起上學，這固然可以理解，可人為設定重點學校，將弱勢階層的子弟屏蔽出去，卻是制度性的不公。事實正如朱院士所說的，“父母有錢有關系，就可上重點小學或是中學，上好學校與家庭背景聯系越來越緊密了。”家長和學校訴求的相互強化，導致重點學校越來越強勢。上重點學校，不免成為有錢或有勢人家子弟的專利。因此我愿意認為，重點學校正在逐漸成為強勢利益集團。

　　由制度和人為造成的巨大的教育不公，實在是不應該繼續下去了。一勞永逸地解決這一問題，其實也不難。如果將義務教育經費全部歸由中央財政承擔，全年的義務教育經費按照當年的適齡學生人數，核定一個人均經費數量，根據學校的學生人數，將經費劃撥給學校，這一困境也許就會迎刃而解。

　　或許有人擔憂，取消重點學校會不會形成教育的大鍋飯。這種擔心是多余的。如果學校按照學生人數來獲得經費，那么學校之間就會展開吸引生源的競爭，教育水平高的學校，就會吸引更多的生源，進而獲得更多的經費。競爭的結果，是各個學校會競相提高自己的教學水平，最終學校之間的教育水平會大致保持一致，生源流入也會大致均等化，這才是教育經費的最有效利用。

　　“重點學?！睉撛诟偁幹挟a生，而不是人為地認定。就此而言，朱院士提出的取消重點學校的建議，是一個頗具合理性和操作性的好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