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個在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光芒閃爍的“奧運缶”，在3月8日拍出5000萬元的高價，但媒體人士周筱赟在網上撰文指出，“奧運缶”是喪器，花錢買是冤大頭。其中引用了文化學者朱大可的觀點：缶是喪禮上的樂器，用來表哀傷之情，屬低級樂器；漢之后缶只剩喪器含義，到現在湖北民間還有喪歌隊的傳統；眾人擊缶唱喪歌，正在申請文化遺產。

　　“國之大事，在祀在戎”，一個國家最重大的事情，一是戰爭，保家衛國，一是祭祀，感恩天地與先人，使整個國家獲得精神與道德力量。任何一個朝代初建的時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尋散落在民間的前朝宮廷樂人，通過他們來重新制定樂舞規制，一方面用于大型祭祀活動，另一方面用于宮廷宴樂之娛。

　　古希臘的悲劇及其音樂形態也是源于祭祀酒神，春天來臨的時候，人們期待酒神復活，舉行哀歌儀式，邊走邊歌唱，后來發展成了劇場悲劇。我們不能說悲劇是用來祭祀神靈的藝術形式。

　　如果說中國傳統詩歌中“愁”與憂傷是最普遍的情感表達的話，那么中國傳統音樂中的“哀音”也彌漫于各種情境。我們現在聽到的并不算古代的著名音樂，如《二泉映月》和《梁山伯與祝英臺》，都充滿悲劇性的哀婉，我們不能說這種音樂是不吉祥的文化作品。

　　缶是酒器，有專家說“盆”是大口的器具，而“缶”則是小口器皿(酒器)，這是有一定道理的。莊子的妻子死了，他鼓盆而歌，這并不能證明盆就是祭祀樂器，只說明莊子家里沒什么可鼓可敲的了。我們在史料記載中，并沒有看到古代傳統社會中宮廷祭祀時正式用缶作為樂器使用，或僅充當祭祀樂器使用的記載。

　　缶在奧運開幕式中使用，是一個創舉，也可以說是一個敗筆。說它是一個創舉，是因為它將一個陌生的文物抬到前臺，讓全世界矚目驚嘆，陌生感產生神奇感，其魅力與沖擊力是巨大的。說它是不明智之舉，是因為幾乎沒有一個專家學者能將缶向公眾說個明白，現在還在為缶是不是祭器而爭論，甚至將其視為不祥之物。特別是，動用軍人來整齊劃一地演出，美則美矣，但聲勢浩大之余，總能使人想起一些不愿意看到或想到的意味。

　　秦人擊缶，不僅被別的國家人視為沒文化的表現，連他們自己也覺得汗顏。因為與楚吳文化、齊魯文明相比，他們除了會擊缶，根本不會更豐富復雜的樂器，也沒有素質體會人豐富的內心情感生活，他們更多是在追求戰爭的勝利與權謀的目標。

　　說穿了，秦人有點像古希臘時代的斯巴達人，秦朝后來除了在文化史上留下焚書坑儒的惡名，除了留下宏大的陵墓與陪葬的兵馬俑，在文化精神上乏善可陳。將秦人的粗鄙方式引入奧運開場，并用軍人整齊劃一的擊打來表現藝術，它產生的是“現場”效果，而不可能是崇高的“藝術”效果，因為人們更愿意看到歡樂的歌舞。為追求氣勢與宏大排場而處心積慮，會背離文化的精神追求。(作者系文化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