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上午，沈陽市中院第九審判庭，開庭審理了一起震驚全市的擦鞋匠怒殺艾滋患者案。當地多家媒體稱之為“一起都是受害人的庭審”，“事關社會正義，事關國家對艾滋病人犯罪的態度”。（見2009年3月19日《南方周末》）分析一下這起特殊的殺人案，社會如何強化對艾滋病人犯罪監管的問題確實需要引起重視了。

　　死者管利鴻曾于1998年和2003年兩次被強制戒毒，2002年涉嫌敲詐2.8萬元被刑拘，2008年5月被檢測出患上了艾滋病。同年6月走出戒毒所后，他高調亮出自己艾滋病患者身份, 頻繁出沒在沈陽五愛市場附近的“溫州一條街”，以種種理由向飯店、發廊等商戶敲詐勒索，張口就是幾千元。他經常到一家小擦鞋店擦鞋，小店從不敢收費。去年6月16日晚，他再次到店里擦鞋時，不認識管的店員王凱向他要擦鞋費，不想惹惱了他。他從身上抽出甩棍抽向王凱的背和頭，隨之對店門、玻璃、鞋架子、修鞋機一通亂砸，并索要5000元。店主邱福生趕回小店后趕忙求和，不料管利鴻放下狠話：“不給錢就殺了你們”。于是，邱福生報了警，管被警察帶到派出所，他竟乘民警打電話的機會沖向所里廚房，抄起菜刀和勺子，大叫著追殺值班民警，并將一名民警砍傷。直到一名民警將槍口對準他時，才丟掉兇器逃走。第二天上午，管利鴻再次來到擦鞋店，一通亂砸之后，勒索金額又提高到6500元。邱給了1000元，并不滿足的管利鴻舉刀就砍。于是，邱福生奪過刀，將其砍死。

　　從上述這起案件看，擦鞋店店主邱福生奪刀將威脅其生命、作惡多端的管利鴻殺死，顯然屬于防衛過當，盡管有200多人簽字畫押為其請愿，但也需要承擔法律責任。而管利鴻自恃“我是艾滋我怕誰”的心理，到處敲詐勒索，動輒打砸，已經嚴重擾亂了社會會秩序，早該受到法律的制裁。但現實的情況是，許多艾滋病人犯罪后，往往受不到法律及時、有效地懲處。何以會出現這一情況？關鍵問題是社會對艾滋病人犯罪監管不力。看守所條例、《強制戒毒辦法》、監獄法等均為看守所和監獄拒絕艾滋病犯人留下了空間。司法部門的“捉放曹”，當然會導致犯人變本加厲。如果派出所抓了管利鴻，司法部門對艾滋病人犯罪監管得力，修鞋店店主邱福生殺死管利鴻的悲劇就不可能發生。而類似這種司法機關對艾滋病人犯罪束手無策的現象，多年來在杭州、武漢、長沙、深圳等城市同樣存在，這無疑是社會治安的一大隱患。

　　建設法治國家是一項系統工程，其目標之一是做到“法網恢恢，疏而不漏”。毫無疑問，任何人犯罪都應當受到法律制裁，司法不能對艾滋病人犯罪束手無策。因此，對艾滋病人犯罪，該抓的要抓，該關的要關，只是要考慮如何防止艾滋病傳染他人的問題。這個司法課題，是亟待最高司法機關破解的課題。（侯文學）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