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來自內蒙古、山西、黑龍江等地的尿毒癥患者，在北京通州區白廟村一個院落，組建一個“自助透析室”，里面有三臺透析機。他們簽署生死合同：“如在透析過程中出現任何問題，都與合伙人無關，一切都自行負責。”他們知道私自組建透析室是違規的，但在醫院高昂的透析費用面前，他們選擇了違規。他們說：“我們的原則就是，活著。”(3月26日《京華時報》)

這事讓人想起上月河南農村女孩冀小燕得上怪病，無錢醫治生命垂危，為挽救女孩，幾名熱心村民自制山寨呼吸機一事。兩個事件，都是貧困的農村患者鋌而走險放棄專業治療而選擇自我救治的極端例子。

這些新聞還讓人想起在剛結束的全國兩會上，一些政協委員稱：中國看病不算難，也不算貴，而是患者求醫標準過高。不知道他們看到以上新聞后，還會不會說中國看病不算難也不算貴了？類似新聞一再出現在城鎮困難群體和農民身上，發再多的感慨都覺得無力。它一再提醒我們一個常識：新醫改的核心只能是讓每個人都能看得起病。至于其他類似院長負責制、基本醫藥制度等專業范疇的爭議，普通百姓是很難置喙一二的，他們的原則就是：“活著。”在這個新聞里，有一個細節：一個病友已經5天沒有透析了，即便是互助“家庭”里100元的透析費也無力支付，家人打電話來，問是否可以先透一次，等以后賣了房再把錢送來。“透析家庭”的回答是：“別說這個了，趕緊來吧。”如果是醫院，態度又會是什么樣呢？生活中的事實告訴你我，沒錢就治不得病，只有出院等死。生活有時候很無情。舉債治病、親友輸送力所能及的幫助、高昂治療費如噬人的老虎、聽天由命、因病致貧……這個嚴峻現實，不知上演了多少次。

因此，通州這個10人組成的“透析家庭”，可謂病困而無力群體的一聲聲泣血呼告：無論醫療方案如何革新，如果不能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根本問題，就不能稱之為成功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