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隨手翻閱最新一期《收獲》(2009年第2期，作者李輝)，讀到1971年6月沈從文先生寄黃永玉的一封書簡。當時，沈從文仍在文化部湖北咸寧五七干校。信中最后一句是：“便中問候可以問候的熟人好。”

讀罷此信，頓感無盡蒼涼。均為“熟人”，卻有的人可以問候有的人不可以。不便問候，或是怕給人家帶來麻煩，或擔心人家給自己帶來麻煩。寥寥數語，沈從文先生及那時期知識人的普遍心境躍然紙上。

經歷多次“運動”，沈從文戰戰兢兢之余，仍然保持一份難得的清醒，也多了些在人間世的睿智。可有的人并不如此，比如聶紺弩先生。近日讀章詒和女士大作《誰把聶紺弩送進了監獄？》(此文見報略有刪節)，又順藤摸瓜大致翻閱了《聶紺弩刑事檔案》(《中國作家2009年第2期，作者寓真》一文。多達11萬字的材料，將聶紺弩嫉惡如仇、敢怒敢言的個性表現得入木三分。文章提到，有“熟人”請聶紺弩下館子，幾杯老酒下肚，聶頓時詩性大發，對時局狠狠地作了一番(如今看來不乏真知灼見)抨擊。哪曾想到，這原是“熟人”做的局。酒后，一份10頁長的秘密報告便已送達公安機關。

這位“熟人”是誰，“聶檔”沒有明說。但在章文，打小報告的人中，仍然在世的黃苗子先生赫然在目。讀罷章文，當然很震驚。但震驚之余，還有迷惑、彷徨、悲哀……簡直有千百種滋味涌上心頭，久久不能釋懷。大概出于同樣的心情，有人頗為憤懣地發問：那個年頭，還有一個好人嗎？不過，拋開這些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我以為更應當追問的是：我們應該怎樣面對這一段歷史？

震驚始于真相潛伏歷史海底，不輕易示人。關于那一段歷史，別說未曾經歷過的年輕一代懵懵懂懂，就連親歷者有時也不能徹底搞明白。當事人普遍保持沉默，檔案大多未能公開。敢于站出來說話的，由于可以理解的緣故，有時不免過于激憤，甚而充滿怨懟。也許，由于我們還沒有準備好面對這段歷史，只能任由真相載沉載浮，若隱若現。或者，正因為真相難以大白，有的當事人走上了“循環揭黑”的路徑，而這難免又陷入類似于“以文革的方式結束文革”的文化邏輯之中。

不由想起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君特·格拉斯。這位被視作“戰后德國良心”的大作家，晚年在自傳中說出一個驚人事實：他17歲時曾加入納粹的武裝黨衛軍。格拉斯“遲來的懺悔”在西方社會引起了激烈爭議。最有力的指責是一位傳記作家認為，格拉斯這份虛偽的懺悔標志著“一個道德權威的終結”。實際上，在納粹時期，大多數德國人都以這樣那樣的方式被卷入歷史的進程，有的人是直接參與暴行，有的人成了“無知的幫兇”(比如電影《朗讀者》里那位女主角)，還有的人只是在錯誤的時間和錯誤的地點，做了錯誤的事情。格拉斯屬于后者。他雖然加入黨衛軍，其實什么也沒做，不僅“戰爭期間沒開過一槍”，幾個月后就被關入了戰俘營。與其說格拉斯因自己的“罪行”而懺悔，不如說讓他備受煎熬的是一種道德上的“罪惡感”。戰后德國許多人并沒有直接參與納粹活動，卻也不愿意透露自己在戰爭期間的經歷——德國《明鏡》周刊稱這些人為“沉默的鄰居”，原因或在于此。

現在，類似問題也擺在我們的面前。對于這一段歷史，說還是不說顯然也成了一個問題。說吧，由于牽涉面如此之廣泛，幾乎無人能夠幸免，這足以讓幾代人陷入無休止的追問，以及無休止的恩怨相報；保持沉默，又何以面對歷史，面對未來。這樣一段歷史，該以什么樣的方式來作一了斷？我認為，說比不說要好，公開真相比讓歷史成為死檔更負責任。與此同時，還要以一種寬容的心態看待歷史，而沒有必要非得“有恩報恩、有仇報仇”。公開真相是為了避免重復悲劇，而不是為了制造新的歷史悲情；公開真相，在于給歷史和后人一個交代，而不是讓后人看到黑暗，卻從此走不出歷史的魔咒。

相比之下，我非常欣賞“聶檔”作者沖淡平和而又不失執著的寫作心態。在這部作品中，提到黃苗子的名字僅有十來處，其中幾處還是聶紺弩在交代材料中帶出來的。作者雖然對聶紺弩送給黃苗子的詩稿“都進入了司法機關”等事表示疑惑，最終還是打消了登門拜訪黃的念頭。個中或有“為尊者諱”的意味，我看更重要的是，作者費盡心力撰寫這部大作并不是為了揭私，而是為了求真——把關于一位知識分子的真實情況告訴世人。

過去那一段歷史，是時代造成的悲劇，也是無數人共同參與的一出活劇。面對這一段歷史，既要向歷史尋求真相，也要對一些具體人事懷抱寬容。德國就有“說出真相”一類組織，鼓勵那些經歷過二戰的“沉默的德國人”說出自己的故事，他們認為，只有敢于面對真相，才能避免悲劇重演。是的，面朝真相，春暖花開，這樣的社會和未來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