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心步蓋茨、巴菲特后塵，不料卻被人質疑作秀，這終是一種遺憾。但我不認為這是民意的病態反應，這是因為，在一個缺乏責任約束的語境中，公眾的質疑只是其本能的反應。

　　或許有人說，為什么蓋茨、巴菲特的善舉只聞喝彩不見懷疑？問題的實質是，西方社會已經形成了良好的責任約束機制。這一責任首先表現為良心，公司對股東承擔著社會責任；而良心的形成與人種無關，按朗咸平教授所說，這源于美國從1932年推出的嚴刑峻法的法案，用法律逼迫著職業經理人不得不有良心。回到慈善話題上來，蓋茨、巴菲特捐贈就是捐贈，他們不會也不敢絲毫作假，倘若有些許糊弄，那么即使貴為首富，等待他們的也將是身敗名裂。

　　然而，在我們身邊，這種約束機制并沒有形成。據稱，國內一家知名企業的創始人就以他的名字創立了一家基金會，但是事后人們發現，這個原先承諾用于慈善的資金，此后竟然被抵押給了摩根士丹利。很難不讓人懷疑，在“現金為王”的今天，曹德旺會否也在暗度陳倉？

　　在缺乏責任約束的現實下，富豪捐款受疑只是尋常事。這里，公眾針對的不是哪一個具體富豪，而是對事不對人。從這一意義上說，曹德旺應能釋然，應該通過自己的實際行動，讓公眾看到一個誠實、守信的富豪形象，從而為整個富豪形象的轉身貢獻力量。當然，我們更希冀公眾能以更樂觀的心態看待富豪的捐獻，但這種樂觀是需要條件的，而條件就是健全有效的責任約束體系。如何才能建立這一體系？無他，惟嚴刑峻法而已。（毛建國）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