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商史”所以應該是經濟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的領域，是因為傳統中國商品經濟形態的顯著特點之一，就是官府權門與商業經營之間有著異常緊密的結合，并由此而產生出與歐洲中世紀晚期以后城市工商業發展完全不同的經濟模式。

許多學者不明白這個區別，一看到中國歷史上城市商品經濟具備了可觀規模，就興高采烈地據此論證中國如何有了“資本主義萌芽”和“近代社會的萌動”，如此結論與歷史的真實脈絡當然南轅北轍。

其實王亞南先生早在60年前就說明了這個道理：

農業生產力在喪亂之后有了一些恢復，依政權統一，農工業生產物加多而展開的商業，就照應著專制官僚機構的擴大，官僚階層消費欲望的增繁，而使官商暗中的“茍合”得到一層發展。在這場合，中國都市的政治性，商業性與消費性，就“相得益彰”地盡情發揮。然而由商業與胡亂消費所給予政治上的腐蝕影響，不旋踵間，就由官僚階層勤于剝削搜括，而怠于獎勸農事水利的頹廢傾向上充分表現出來。…… 一切打擊生產者特別是打擊農民的措施，從四面八方緊逼攏來；貪污、橫奪、欺詐，先是壓迫著農民的生產條件，進一步壓迫著他們生存條件；…… 等到農民大批流散、大批死亡，大批成群結隊變為叛變隊伍，社會勞動生產力實已被殘酷的封建剝削破壞得相當普遍與徹底了，…… 在普遍農民叛變出現以前，或在其演變當中，常常還因其統治力減弱或弛解，而招來外侮，但在過去，不論是對外戰爭，抑是內亂或內戰，都止于促成王朝的崩解，而迄未招致社會的革命。(《中國官僚政治研究》)

中國傳統社會中，統治權力專制性的膨脹往往與城市商業和消費的格外發展相互茍合、盡情地“相得益彰”，再由此進一步導致經濟和社會的全面危機，如果我們不了解中國的制度特點而僅憑對歐洲資本主義發展史的簡單定義，那么對于這種經濟邏輯就很難理解。

不過王亞南先生上文所說官商茍合是一種“暗中”行為，這卻不盡確切，因為這種茍合往往有著熱鬧非凡的排場，其大張旗鼓和為害天下的程度足以令今人大吃一驚、進而生出無限感喟。

中國歷史上的“官營茍合”可分為最高統治者及其各級官吏直接經營商貿、商人們夤緣權門而鉆營種種經商門路這兩個大的方面，本文先談前一方面。

南宋權貴經營商業的驚人規模

各級官吏利用禁榷(“禁榷”就是貫穿中國歷史兩千余年的朝廷專賣制度。禁止民間經營而必須由官府壟斷專賣的，包括鹽鐵茶酒等一切具有經濟戰略意義和利潤豐厚的商品)、司稅、控制販運交通、對外貿易甚至軍隊警察等等大權而直接經商以牟取巨額私利，這是漢代以后的通例，桑弘羊、孔僅、東郭咸陽等人仰仗漢武帝的寵信經營鹽鐵而使自己“皆至產累千金”是典型的發軔之始，再比如東漢時蜀地官員們利用當地富庶的資源而“以財貨自達”，結果是“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后漢書·第五倫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