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前代官營商業的方式和規模并不定型，只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城市經濟迅速擴展、貨幣等交易手段大為便利等原因，所以官營商業的規模遠非昔日可比，尤其以南宋以后更為駭人聽聞。

比如高宗時，名將劉锜手下專門從事貿易(當時稱為“回易”)的軍兵多達六千人，從國庫支取的本金為七十萬緡，再比如張浚“頗費官錢數百萬緡”而經商，但他仍然對劉光世麾下從事貿易的軍卒多達八千之眾艷羨不已，對高宗說：“臣聞光世之去，嘗語人以陶朱公自比，是誠可以致富矣！”

據史籍記載，南宋初朝廷一年的財政收入尚且不足一千萬緡，由此可以估算出當時高官將帥們的貿易經營所壟斷國家資源的奇高比例。

秦檜孫子的哀嘆

一名軍方高官驅遣之下從事商貿的軍卒就達到八千人之眾，其本金也有數百萬緡之多，由此攫得的私利自然十分驚人，所以這些高官的“富壓陶朱公”，竟然成了一個著名的制度現象，清代歷史學家趙翼總結南宋歷史特點時，就專門用“南宋將帥之豪富”作為一章的標題；他還舉出一則小例子：陸游遇到秦檜的孫子時詢問他的家業如何，得到的回答是對家道中落的哀嘆，因為這時的秦家每年只有十幾萬緡進賬，不得不開始憂慮生計的窘迫，于是人們只能慨嘆不已：“以十馀萬之歲入，已謂家門衰替，則其前之豪富可知！”

而更值得后人留意的乃是這樣的邏輯結果：“權力經濟”體制下商品經濟的空前熾盛，非但沒有導致“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相反卻預示著制度腐敗的深及骨髓和社會大災難的迫在眉睫。

比如曾讓朱熹痛心疾首的現象：“今主兵之官，率無遠慮，惟事驕侈，其志不過聚斂以肥家，其術不過交結以固寵，其所以侵漁百姓，刻剝軍士，陵駕州縣，輕侮朝廷者，無所不至”。具體來說：國家軍費每月都要開支上百萬緡，但是一多半軍卒是吃空餉，其人數甚至無法詳細統計。這些軍兵疲于為將領們熱衷的商貿經營而奔波，賺得的利潤統統流入上司私囊，而軍卒應得的衣糧卻被任意克扣，結果他們個個“羸瘦單薄，有可憐之色”(《朱文公文集》卷九十六)——這不僅說明南宋最終的滅亡乃咎由應得，而且中國商品經濟史所隱含的這種制度屬性、尤其是它與歐洲中世紀晚期以后城市經濟發展路徑的深刻不同，更是值得后人警醒的。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