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習酒聞名的貴州省習水縣，近日因一些公職人員的性丑聞而再度揚名天下。在這起未成年人受性侵害案中，有5名公職人員涉嫌犯罪，10多名受害者中，有3名未滿14歲，其余均未滿18歲。用遵義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楊舟的話說，這是一起喪盡天良、社會影響十分惡劣的刑事案件。

在案情已然大白，社會輿論聚焦于此的當下，清算劣行自是制度追求的應有結局。然而，這起“喪盡天良”的性侵害案在時間跨度上從2007年10月延續至今，當地司法的失范、正義的淪陷更值得反思。

此前有報道稱，習水性侵害案的曝光，乃是因為有了貴州省公安廳廳長崔亞東的親自批示，并由遵義市公安局成立專案組，派出8名民警悄悄進入習水縣秘密調查取證。甚至就在今年3月27日，中國青年報記者前往習水暗訪時，當地仍有人稱可以找到“比較干凈”的3個“學生妹”。習水的治安狀況和社會秩序可窺一斑。

正因為令習水蒙羞的不僅僅是性丑聞，更是治安丑聞、司法丑聞，故而在期待個案正義的同時，找回制度的正義，重建司法秩序也同樣重要。但從案件的偵查、起訴與開庭情況來看，制度正義和司法秩序都還難以樂觀。

有媒體此前透露，遵義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審判人員將參加8日的庭審，對案件的審理進行指導。楊舟亦明確要求，一旦發現案情重大、需要提級處理的，必須提級處理。但問題在于，要確定是否需要提級處理，為何不在立案階段進行，而非要等到一審已經開庭才派員“指導”？在刑事案件的級別管轄上，中級法院的管轄范圍包括“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習水性侵害案既然已經由習水縣法院一審，顯然當地檢、法兩方都傾向于認為該案無被告人可能會被判處無期徒刑及以上刑罰。此前引發爭論的“嫖宿幼女罪”和“強奸罪”之辯，當地司法機關似乎也已有某種默契。此番前來“指導”的遵義中院審判人員又能打破這種“默契”嗎？實在不看好。

另一個細節是，楊舟還要求，對此案在法律規定的量刑范圍內頂格處理，“對此類傷天害理、影響極壞的案件必須依法體現從嚴、從重原則”。這個“頂格處理”的明確要求不但直接干涉了習水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也讓二審終審形同虛設。按照刑法關于“嫖宿幼女罪”的規定，所謂“頂格處理”，也就是有期徒刑15年。在中國真實的權力運行邏輯中，不但法官，就算是法院院長也得受當地政法委書記的“領導”，何況楊舟還是習水縣上級黨委的政法委書記。習水法院負責此案的一審法官焉敢不從黨內上級領導的“要求”？此案已然未審先判，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庭審就像是走走過場。應然的司法秩序就在當地司法機關準備尋回個案正義的過程中再度失范。

當犯罪行為不得不依賴于公安廳長的批示才得以揭露并進入司法程序，當依法審判還不得不接受上級政法領導的指示與要求，司法秩序與制度正義就難以期待。即便在習水性侵害案的最終裁判上能夠實現大眾心理所期待的實體正義，我們也不得不接受又一個權力失范的事實。(作者為海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