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中紀委監察部公布對三鹿奶粉事件中負有重要責任的8位官員作出處理，其中包括質檢總局食品生產監管司原副司長鮑俊凱。昨天有網友曝出，就是這樣一位被記大過行政處分的“三鹿官員”鮑俊凱“已異地高升”，現任安徽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黨組書記、局長。（8日《東方早報》）

沒有最雷，只有更雷。如果說此前的問題官員復出，已經讓我們從嘩然、錯愕和憤怒，變得審美疲勞的話，那么此次鮑俊凱的復出，則讓我們辛酸、悲哀。因為此君哪是復出，已然是異地高升，還因為一邊是民意咆哮，一邊是官員復出而更囂張更另類，民意難道真的是個屁嗎？

應該說，問責不等于“問斬”，官員被問責，政治生命也不必然消亡，符合條件者，照樣可以叱咤政壇。但當下一些官員復出，則顯得輕佻而無厘頭，正如北京大學教授王錫鋅認為，如果無理、無據、無程序，那官員的復出就很難讓人心服口服，這種復出就有點像“躲貓貓”，問責制度本身可能就需要被問責。

那么，問題官員屢屢帶病復出的癥結在哪里？乍看起來，這與制度曖昧不清大有干系，比如我們問責制度本身需要完善，存在標準模糊，條款不清晰，難以準確把握等病癥。但是，把問題官員屢屢帶病復出完全歸咎于制度，顯然是低估了權力的膨脹和傲慢。因為即便按照現有規定，官員被記大過18個月內不能升職、升級，但一些問題官員的復出不是照樣打破這一硬性規定嗎？

縱觀一系列問題官員的頻仍復出，與制度尚有缺陷有關，更與制度被虛置、權力不受監督有關。這些亂象昭示的權力邏輯就是，哪怕民意再鼎沸，只要上峰對你滿意，你的政治生命就不會斷裂。說白了，只要上面滿意了，問題官員就有 “東山再起”的機會。如果一個官員的政治生命靠的是上，而不是下，靠的是直接任命，而不是民意基礎，那么忤逆民意的帶病復出，又何怪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