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記者最新調查發現，目前在北京計劃生育工作的執行中，還存在著諸多難點，其中最為突出的是流動人口、名人富人、涉外婚姻的計生工作難題。

　　名人、富人超生問題在一些地區已經成為頑疾，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原主任張維慶曾表示，社會上一些名人、富人超生、多生問題會對大眾生育觀念帶來不利影響，動搖計劃生育成果、影響社會公平。盡管有的地區也曾對此加大了處罰力度，但為何名人、富人超生現象還是屢禁不止呢？

　　首先，這與根深蒂固的舊觀念有關。中國人有講究傳宗接代的風俗習慣，認為兒子是自己的“根”，一些地方的“超生游擊隊”，之所以生了還生，就與不惜代價也要生男孩的觀念有關。不少名人、富人同樣有多子多福的舊觀念，甚至對超生問題“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日常生活和新聞報道中，不時可以發現各類明星和富人公然談論炫耀自己有幾個子女就是明證。

　　其次，屬于處罰性質的“社會撫養費”對名人、富人形不成足夠的壓力。如2007年安徽就出臺了處罰規定，對富人超生一律予以重罰，一個私營企業老板因此付出了60萬元社會撫養費的代價。早在2002年9月，廣東省在全國率先推行了對高收入階層超生加重處罰的措施。一般城鎮居民超生一個子女的，對夫妻雙方分別征收當地收入平均水平3倍以上6倍以下的社會撫養費。但這些征收社會撫養費的處罰辦法對一些私營企業主、礦主而言，只是其財富的“九牛一毛”，實際上，這種處罰相當于讓富人掏錢買了生育指標。

　　要解決名人、富人超生問題，必須跳出舊的思維方式，盡快制定和完善針對名人、富人群體超生的新舉措。具體而言，有必要將超生問題上升到社會信譽的高度，與銀行貸款、商業信譽等掛鉤。名人、富人一旦超生就可能面臨經濟收入下滑或經營破產的風險。同時，要加大媒體曝光力度，不但讓超生的名人、富人付出巨大的經濟代價，還要承擔聲譽上的損失。只要真正動腦筋、想辦法，并抓到點子上，名人、富人超生現象是可以遏制的。（畢曉哲）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