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溫州官員低價購買安置房事件遭媒體曝光以來，在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作為一名曾經的房地產關聯行業從業人員，我知道，即使是涉嫌如此大面積的行政腐敗，在房地產行業其實屢見不鮮。就權力尋租的形式而言，“溫州安置房”事件的操作手法，也是稀松平常。

去年年底，萬科董事局主席王石于央視某期《新聞會客廳》節目里曾經有一個著名的說法：房價降不降，不是開發商說了算，而是地方政府說了算。中央與地方實行分稅制以來，地方政府依靠土地收益來鞏固財政收入的種種弊端，已經是一個被談濫了的話題。但地方政府在這種財稅制度的限制下，為了滿足地方經濟快速發展的需求，逐漸向一個盈利主體轉型，卻是當下最值得警惕的。

行政主導與市場主導相結合的雙重住房供應體系，本來是基于一種循環發展式的資源配置模式：地方政府出讓土地獲取收益，收益一部分用于城市改造，一部分用于住房保障；城市改造可以進一步提高土地溢價，以獲取更多的收益來用于住房保障。從邏輯上講，這種制度設計是合理的，但從操作上看，這種制度卻是漏洞百出。

真正為住房制度埋下隱患的，就是在從行政主導到行政與市場雙重主導的過程中，給行政主導下的福利房向市場主導的商品房過渡留下了端口。與此同時，市場主導的供應體系又必須經過行政審批的嚴格控制。這樣一來，行政系統既可以直接控制行政主導下的保障房供應，又可以間接控制市場主導下的商品房供應。這不僅僅是既扮演裁判又扮演運動員的問題，而是既扮演裁判又扮演運動員，還是召集裁判和運動員比賽的主辦方。

溫州安置房事件的主角——溫州市舊城改造指揮部，毫無疑問就是這樣一個三位一體的集合體。稍微了解房地產業態的人都了解，這是一個對開發商直接掣肘的要害衙門。只要涉及拆遷，必然要有權力的介入。當然，由負責拆遷的部門直接參與商品房開發的并不多見，但即使如此，本身屬于行政系統內的“指揮部”參與商品房開發，也需要將大量的優質房源回饋給諸多的“工作聯系部門”，普通的房地產開發商為了平衡利益所需支付的成本自然更高。

自從土地“掛拍招”政策實施以來，一級開發領域的權力尋租一度被認為得到了有效控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自此之后，市場涌現了不少專注于土地買賣的開發商，以及相應的公關公司。房地產行業的市場細分似乎不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而是遵循權力分配的游戲規則。溫州舊城改造指揮部的粉墨登場，不僅僅揭示了房地產行業的腐敗，也提示了商品房開發的不易。

一方面是各地地方政府利用土地收益緩解財政壓力的需求；一方面是各級主管部門利用手中的權力尋租，上下其手，使得房地產行業從土地供應到銷售流通的各級環節都充滿了利益交換的可能。這種制度設計上的漏洞，顯性的結果就是房價泡沫和政府托市，隱形的結果就是地方行政系統的角色混亂。當地方行政系統逐漸演變成成為一個盈利主體時，政府與民爭利，將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結局。

更加嚴重的是，房地產行業只是一個縮影。各類國有企業借助行政資源，在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名義之下，以不對稱的方式參與市場競爭，以更廣泛和更隱蔽的方式進行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十年房改，真正的意義不在于回歸住房保障的民生意義，而在于應該徹底厘清權力與市場的有效邊界。不然的話，房地產綁架的就不僅僅是中國經濟了。

(作者系前房地產業咨詢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