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在網上發帖，39歲內蒙古男子吳保全2007年和2008年兩度被內蒙古鄂爾多斯市警方跨省抓捕。(4月19日《南方都市報》)

和王帥一樣，吳保全被抓的理由是在網上發帖“誹謗”，惹禍的根由也是對征地行為有所質疑。不同的是，王帥獲得了國家賠償，相關責任人被處理，靈寶市的公安局局長還不辭辛勞，專程赴上海登門道歉。

幾乎雷同的事件，結局差異卻如此強烈。以“王帥案”為例，媒體的持續關注，也許是該案能得到圓滿結局的最佳注腳，而吳保全就沒這么幸運了。不過，媒體的強勢關注又如一種“越界”，映照出法律權威的矮化，法治環境的萎靡。因為法律是剛性的，法律的權威被矮化，那就只能是法治環境出了問題。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何兵說，在“吳保全案”中，當地法院的判決創造了一個新罪名———誹謗政府罪。因為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動不是民事活動，是政務活動，不受法律上的名譽權保護，政府根本沒有名譽權，更談不上“誹謗政府”。報道中還說，當地法院一名法官私下表示，“吳保全有罪證據很少，基本沒有。憑我的良心，憑法律原則，我都認為他無罪。”如此以道德和法律的名義作證無罪的案例，卻在沒有新增犯罪事實的前提下，刑期從1年改判至2年。原因大概如報道中當地的一名檢察官透露的那樣：“我們簽字是無罪，后來領導說，這是市里的案子，我們管不了。”

所以，法律在某些人眼里只不過是一個被選擇性甚至“創造性”運用的工具。而“稷山文案””等往事，也如出一理。只不過有的明顯，有的隱晦一些罷了。法治環境被以法律的名義破壞，權力的失范使公眾看到的只有律條的被曲解，法治的權威幾乎喪失殆盡，表達意見成為高危舉動，誰都有可能成為下一個王帥，不安全感也就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