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宣讀了對楊彥明的死刑終審判決。如果最高人民法院隨后啟動的死刑復核程序對該判決予以核準的話，此案漫長的司法程序也算塵埃落定，楊彥明將成為中國證券界名副其實的“死刑第一人”。

作為中國證券界首例死刑案件，楊彥明案的案情并不復雜，但其在中國司法和證券犯罪史上的范本和警示意義的確非常典型。楊彥明作案的時期，大致是在1998年到2003年的5年之間。熟悉中國金融史的人都知道，這五年正是中國金融業嬗變的時代，也是一個大案要案頻發的時代，稱之為中國金融的“草莽”時代絕不為過，而新興的證券市場更是成為特大案件孵化的溫床。比如被稱為中國第一大金融資金挪用案的北京證券小西天案、被稱為中國證券市場第一大案的中科創業證券操縱案、涉案總額高達22億元的余卉案、蘭州證券黑市案、東北證券資金挪用案、億安科技案、銀廣夏案等等，可以說，中國證券史上具有制度標本意義的證券大案基本都是那個時代爆發的。

楊彥明案的作案手法也帶有明顯的“時代痕跡”，其作案手段之簡單，現在看來簡直不可思議。他通過指使員工使用營業部管理的身份證，開設多個股票賬戶，搞委托理財和自營，而認定構成貪污的6500萬元，甚至是一筆一筆通過提取現金的方式，積少成多，經過5年累積，終成觸目驚心的巨大數額，其涉案資金高達2.19億元。但就那個時代而言，這樣的金融犯罪在大案要案排行榜上也許進不了前十名，折射出那個時代金融監管制度的粗疏和千瘡百孔。金融犯罪在那個時代還屬于沒有多少技術含量的低級犯罪。動輒數額巨大、而手法又異常簡單，是那個時代金融大案的共同特點。從楊彥明案等這些帶有明顯時代特征的金融大案，我們也可以管窺中國金融制度建設的艱辛歷史和進步，近年來，雖說金融系統也爆發了一些大案要案，但總體已經不具有“群發”和制度性殘缺的特點。這在某種程度上亦說明，中國金融業在付出慘重代價之后，已經初步走出了無法可依、監管殘缺的草莽時代，在制度上構筑了一個基本可以防范金融大案的法律防線。

楊彥明案歷經五年司法，四次重大審判，多次補充偵查，包括終審在內三次被判處死刑，可謂窮竭了中國司法制度的所有救濟程序。但即使到終審判決，仍然疑點重重。比如，在貪污數額的認定上一變再變，6千多萬元的贓款至今下落不明，今年3月25日，楊彥明接受了自2005年以來的第四次庭審，他突然爆出自己貪污的部分款項已用來行賄，但是拒絕透露受賄者身份。這些，都給本案的最終結果留下了司法上的存疑之處，對其是否應該被判處死刑，也是爭議多多。

不管楊彥明在最高人民法院啟動的死刑復核程序中最終結果如何，但由“證券界死刑第一案”引發的諸多思考，相信不會隨著案件的結束而風平浪靜。關于經濟犯罪死刑的存廢，關于比楊彥明危害更大的內幕交易和操縱市場等行為的刑事懲戒問題，關于金融機構內部風險控制體系的制度化建設問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依然會是中國司法和金融界面臨的重要課題。楊彥明所處的那個“草莽時代”已經遠去了，但重大金融犯罪的魅影并沒有因此消失。希望楊彥明是“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如此，則為中國金融之幸，中國司法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