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復旦大學經過專家考試和校招生領導小組討論，把38歲的蔡偉列入2009年度博士生擬錄取名單，導師為古文字學泰斗裘錫圭先生。據悉，蔡偉只有高中學歷，下崗十余年，8個月前他還在遼寧錦州蹬三輪車養家糊口。

從三輪車夫到復旦博士生，這無疑是當下極其罕見的教育佳話。在這背后，既有一個淡泊名利者對學問的執著以及令人贊嘆的學術功底，正如裘錫圭先生所言：“現在搞古文字的教授，實際上沒有他(蔡偉)這個水平。有些地方，我也沒有他這個水平”；更有一位學者惜才的慧眼與一所大學不拘一格的胸襟，為了招收蔡偉，復旦研究生學院專門去了一趟教育部作溝通……遺憾之處在于，一旦某個故事成為佳話，事實上也意味著它在現實中只能是一個極小概率的事件，而且往往不可復制。換言之，“蔡偉佳話”必然很少，而像蔡偉這樣的優秀人才卻可能有很多———將他們阻擋在研究生招生體制之外的，一是學歷，二是英語。光這兩條，就讓很多優秀人才與深造機會失之交臂。

這讓我想起美術學教授、博導陳丹青憤然出走清華大學。讓他感到不可忍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眾多投考他的學生中，有許多藝術氣質、修養和專業成績都很優秀，卻因政治、英語成績不及格而落榜。與無緣進入陳丹青門下的優秀學子相比，蔡偉幸運得多，因為復旦給了他導師自主招生而無需經過統考的特權。

然而也不難發現，正因為現行研究生招錄體制的僵化，才凸顯蔡偉經歷的“佳話”；而在正常體制下，他現在所得的只是他多年努力的一種應得結果而已。

因此，“蔡偉佳話”如果只被解讀為“大學代代相傳的氣度和精神”，而不去直面和反思蔡偉之外大多數人都在被動承受的體制弊端，則任何過度的褒貶或闡釋都會顯得無意義。

蔡偉幸運地破格讀博，應成為拷問和反思現行高教體制中不合理規則的一次契機。在這個意義上，“蔡偉佳話”不應該只是一個勵志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