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舉報之所以會成為“路徑依賴”，歸根結底是因為常規舉報渠道不暢。只有疏通常規舉報渠道，使社情民意的訴求能夠順利表達，才是根本之計。

近日，發生在山東鄆城的一起舉報事件因其一波三折而廣受關注。先是一篇網帖以35名民警的名義舉報縣委書記；接著鄆城縣方面回應稱帖子不屬實，35名民警多是冒名；然后是記者通過調查核實發現，“冒名”是真，但部分舉報內容也確實是當地積壓多年的問題。至于最終真相，有關聯合調查組“正在進一步調查之中”。

誰舉報的？舉報內容是否屬實？最終答案尚不得而知，但由此事反映的一個社會現象卻不得不引起我們深思，那就是為什么發帖“舉報”幾乎成了一種“路徑依賴”，其他常規舉報渠道反而有備受冷落之嫌？

我們可以發現，近期的一些熱點事件，比如出國考察團事件、河南“王帥案”和內蒙古“吳保全案”等，皆由網上發帖舉報而起。日前，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了修訂后的《人民檢察院舉報工作規定》，在新增的舉報渠道中，網絡也是其一。

當然，舉報者青睞網絡跟其傳播特性有關，門檻低、成本低、關注度高等，能夠彌補常規舉報渠道的不足，或者說規避常規舉報渠道的風險。一項調查就顯示，公眾對有效舉報方式的排序依次為：網絡曝光(35.8%)、媒體曝光(31.3%)、向紀委舉報(17.2%)、向檢察院舉報(11.4%)、向上級政府機關舉報(3.3%)、向公安部門舉報(0.5%)。本應成為舉報受理方的公權部門，卻成為次要選擇，這無疑反映了常規舉報渠道的不足，既是舉報機制之失，也是權利救濟機制之失。

從以往的舉報經驗來看，我們既不缺少舉報熱情，也不缺少舉報渠道，關鍵是渠道不通暢，機制不完善。比如，舉報材料被輾轉至被舉報人手中，而舉報人遭到打擊報復的事情屢見不鮮；再比如，對于上訪者而言，有參加“培訓班”的風險，有成為“精神病人”的可能，也有被打擊報復的危險。

如果舉報者選擇這些常規渠道，也就必須面臨一個不幸的事實：舉報了不一定就能獲得關注，獲得關注了不一定就能解決，解決了之后也不一定能保證不被打擊報復。多重風險疊加之后，“兩害相權取其輕”，舉報者自然會選擇成本低而又可以匿名的發帖舉報。網絡發帖舉報最大的優點，就是匿名性和放大效應，這既能保護舉報人的安全，也可以廣而告之，避免事件石沉大海。這也是為什么上述調查中，舉報者首選網絡和媒體進行舉報的原因。

既然如此，對于山東鄆城一事而言，如果有關調查組的主要調查方向是誰在冒名發帖，這無疑有點避重就輕的意味了，中國自古就有“風聞言事”的傳統，與其調查誰發的帖，不如去徹查一番，看看舉報內容是否屬實，以及如果屬實后該如何處理。

而此事也可以讓我們理清一個現實，那就是網絡舉報之所以會成為“路徑依賴”，歸根結底是因為常規舉報渠道不暢。只有疏通常規舉報渠道，讓執法、紀檢機關發揮應有之效，使社情民意的訴求能夠順利表達，才是根本之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