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于2009年5月26日上午舉行新聞發布會，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熊選國答記者問時表示，對于明星的代言行為，如果他是明知他人生產、銷售假藥、劣藥，符合《刑法》規定，作為共犯處理是可以的，但是這個前提很重要。（5月26日 中國網）

　　明星代言，只有在明知他人生產、銷售假藥、劣藥的前提下，才可以將代言明星作共犯處理。這說明，明星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代言假藥廣告是不會追究刑事責任的。這里的一個關鍵是，怎么認定代言明星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的問題。

　　“知道或應當知道”，一種是代言者自己承認，或者有人證指認，一種是代言者自己不承認、不供述，但通過客觀證據來判斷代言明星是知道的。從客觀上分析，這樣要求代言明星承擔相應的責任，是合乎情理，也是公正公平的。

　　事實上，代言明星的智商不可能如人們想像的那么低，真正明知是假藥、劣藥而又為了利益、昧著良心代言的，應當是少之又少。這樣的明星屬于坊間說的“二百五”，即使不在代言問題上犯錯，也會在其他方面出批漏。

　　只是明星對所代言的藥品，在相關認證、批文批號等方面缺乏專業的知識，把生產者、銷售者提供的虛假證明材料，誤以為是合法有效的依據，明星也確實為這類生產者、銷售者作出了助紂為虐的作用。這里的代言明星是故意還是非故意，司法機關在判斷和鑒別“知道或應當知道”問題上會左右為難，甚至吃不準。因此，追究此類明星的代言責任，要么會形成制度虛設，要么是冤枉明星，在公正公平問題顧此失彼。

　　筆者以為，在要求明星代言藥品的問題上，不妨由官方制定認可的格式合同。格式合同包括明星代言的責任，生產者、銷售者應當提供的依據，再由工商管理部門對這樣的合同作出認可或支持與否的鑒定。同時，規定明星有要求生產者或銷售者隨時撤銷廣告或變更廣告宣傳內容、區域等權利，以減輕責任、縮小影響。如此操作，既使明星代言更有利于優質藥品的推廣宣傳，也規范明星的代言行為，可謂一舉多得。（卞廣春）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