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武漢一工地5名工人為討十萬元工錢，上演集體跳樓秀。導演這起跳樓秀的男子稱，其導演過的跳樓秀不下8次，并數次給媒體報料，媒體一到必然成功。律師稱，導演和跳樓者的行為都屬違法。（5月28日《長江商報》）

　　這則新聞顯示，在三百六十行外又有一個新職業：“跳樓秀導演”！他使得“跳樓秀”

　　從最初真實的、催人淚下的苦情戲發展成為由“導演”精心策劃、用虛構情況賺取觀眾眼淚的肥皂劇！

　　繞過政府部門、司法機關，直接動用媒體力量，形成通過媒體制造的輿論向政府部門施壓解決欠薪問題的“路徑”，這條“路徑”可以說是捷徑——既快捷又低成本，我們不得不佩服“跳樓秀導演”的“生存智慧”。但這種“生存智慧”對社會是有害的，不應該得到支持。

　　表面看，“跳樓秀”討薪，加快了解決速度，降低了討薪成本，事實上它并非是一個正和博弈，它不過是把巨額的成本轉嫁給了社會、公眾而已。不論被欠薪者有多少正當理由，用非正常、不正當的手段討薪都與法治精神格格不入。即使對方違約、違法在先，也不表明以暴制暴是合法、合理的。

　　更可怕的是，“跳樓秀”直接侵害了公眾利益，使得這種行為越來越失去公眾同情和民意基礎。廣州發生老伯推“跳橋秀”者下橋事件，阿伯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公眾的反感情緒。“跳樓秀導演”的出現，意味著“跳樓秀”的變質蛻化，也必將進一步壓縮“跳樓秀”的民意基礎，降低政府的容忍度。 （練洪洋）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