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新聞辦公室5月26日舉行新聞發布會，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和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有關負責人介紹了《關于辦理生產、銷售假藥、劣藥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相關情況。談及明星代言問題，相關負責人介紹說，如果明星是明知他人生產、銷售假藥、劣藥，符合《刑法》規定，作為共犯處理是可以的，但是這個前提很重要（新華網5月27日）。

　　應該說，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為治理明星代言虛假廣告問題，提供了法律依據和法制支持。但它還是無法有效解決目前虛假廣告泛濫的問題，而這一點才是需要司法實踐舉力用功的。這是因為，我們真正要解決的問題是，虛假廣告泛濫坑人害人和破壞社會安定和諧。

　　我國《刑法》明確規定，生產、銷售假藥、劣藥犯罪，屬于故意犯罪，而構成共犯是以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他人生產、銷售假藥、劣藥為前提的。也就是說，如果明星是明知他人生產、銷售假藥、劣藥，他的代言行為便可以界定為構成共犯，這是關鍵所在。

　　對于怎樣確認明星“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熊選國認為，“知道或應當知道”是主觀的東西，司法實踐中“知道”一般是指行為人的供述或者有關的證人證言，都證明他是知道的，這當然就是“知道”。而“應當知道”實際上是通過客觀證據來判斷，他知道是生產銷售假藥，只不過被告人自己不承認、不供述。

　　道理往往是通俗明了的，而實踐應用又經常表現為錯綜復雜，剪不斷，理還亂。在生產、銷售假藥、劣藥的故意犯罪中，對于明星“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的界定，決非是一件易事，至少面臨三道屏障：

　　首先是主觀規避法律。毋庸置疑，許多明星們或其經紀人自然是諳熟代言假劣產品屬于犯罪，而罪與非罪的關鍵在于自己是否“知道”。既然承認自己“知道”將會獲刑，又有誰會自愿明示“知道”呢，上策肯定是千方百計地鉆空子、打擦邊球，甚至是寧死也“不知道”。

　　其次是客觀舉證艱難。“明星知情共犯”的前提是“知道”，但這一前提需要原告或司法機關按照程序來求證?？梢韵胂蟮玫?，僅憑明星的人脈，求證中阻力自然就少不了，除非是明星直接參與企業違法生產經營，否則，證明其“知道”的事實搜集和邏輯推證成本肯定小不了。

　　再次是明星的知情權缺乏保障。由于我國法律對于媒體發布藥品或醫療廣告缺乏必要規制，基本處于泛濫無序的狀態，尤其是對明星代言藥品或醫療廣告，缺乏類似“必須是其所代言產品的直接受益者和使用者”的限制，相對于經營者和消費者而言，明星的知情權處于弱勢。同時，明星商務活動大多是由其經紀人具體運作的，有些事情明星本身就“蒙在鼓里”，他們也是受害者。而對虛假廣告的打擊上，無論是行政機關還公眾輿論，只對代言明星熱情高漲，卻忽略了其背后的經紀人，明星的合法權利也需要保護。

　　面對困境，整肅虛假廣告須用斬草除根之策，堅持治本為上。即像一些發達國家那樣，建立健全藥品或醫療廣告的代言、發布、監察和處罰的法規機制，做到藥品廣告很少，醫療廣告少之又少，讓任何人都心存代言虛假廣告的罪惡感和恐懼感，不敢也不可能染指虛假廣告，真正從體制機制上徹底解決問題。否則，即使是把代言明星都投到監獄里去，虛假廣告也會照樣泛濫成災。（徐云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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