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行“手機實名制”的兩道坎，共同指向的，其實都是一個如何約束、規范運營商行為以捍衛和保障社會公共利益的問題。有關部門能否有決心有勇氣邁過這兩道坎———向那些國字號的壟斷電信央企、“最賺錢通信公司”們的利益“開刀”，我們不妨拭目以待。

廣東省通信管理局近日透露，為遏制“信騷擾”、“信詐騙”等違法犯罪活動，建議通信管理部門實行手機卡銷售實名制。據透露，工業和信息化部已會同公安部、國務院新聞辦等有關部門聯合制定了法律規范，正在等待國務院審批。(《廣州日報》6月4日)

作為一種從源頭上遏制“信騷擾”、“信詐騙”等違法犯罪活動的制度規范，手機實名制的必要性和正當性，應該說是不言而喻、有目共睹的。而作為一個公共議題，有關手機實名制的各種討論、政策建議，近年來更可謂此起彼伏、經久不衰。

早在2005年，針對社會的普遍呼吁，當時的信息產業部部長王旭東便公開表示，“為整治手機犯罪及不良短信問題，2006年中國將在全國范圍內啟動手機實名制”，而到了2006年10月，信息產業部再次宣稱，“今年年內將出臺的《通信短信息服務管理辦法》會對手機實名制作出規定”。

然而，幾年過去了，全國范圍內的手機實名制仍未真正啟動，而擬議中的《通信短信息服務管理辦法》迄今也并未出臺。這正如有關業內人士指出的，“直到今天，手機實名制仍然‘只聞樓梯響’”，“壓根就沒有啟動”。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讓手機實名制的啟動如此之難，甚至在主管部門已經做出明確承諾的情況下，依然遲遲無法兌現？或者說，阻礙手機實名制順利實行的坎兒，到底是什么？在筆者看來，答案無非是這樣兩道———

首先，也是最核心關鍵的坎兒———手機運營商的巨大既得利益。一方面，“信騷擾”、“信詐騙”固然對消費者利益構成嚴重損害，但對于手機運營商來說，卻基本上是一件有利無害的事情。因為我們知道，目前實施“信騷擾”、“信詐騙”的那些非實名手機，主要都是預付費用戶———也即須先預存話費才能使用、一旦欠費便會自動停機的手機用戶。顯然，這樣的手機用戶，無論其具體使用多么違法，對于營運商而言，實際上是不存在利益風險的。因此，為增加經營業績，這樣的用戶，在運營商眼中不妨“多多益善”。

實行手機實名制，雖然對于打擊“信騷擾”、“信詐騙”有利，對消費者利益、公共管理有利，但對運營商來說卻構成一種非常現實的不利———用戶數及通信收入可能因此減少，是一種不利；嚴格進行手機實名登記，增加運營成本、負擔，又是一種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