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五華區的“處女賣淫案”又發生變化。6日傍晚，有媒體從劉仕華一家代理律師處得知，因為檢察院要求給劉氏姐妹再次做“處女膜”檢查，劉仕華與檢方發生爭吵。云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伍皓在記者采訪時表示，劉氏家屬與相關媒體存在造假行為，目前調查組正在就此事做進一步的調查。

從報道內容看，這位副部長持有很充分的理據，醫院醫生的說法也使得劉氏家屬處在不利的位置。人們在感情上可能仍然同情弱者，但這樣一種轉變，實際上已使信息系統陷入十分復雜的境地。站在客觀的角度，公權力機構如果有信息隱瞞行為，或者對當事人家屬進行錯誤指責，無疑是丑陋的，但如果家屬真有作假行為，同樣不可原諒。

孰真孰假，目前還無法判斷。這樣一種局面揭示出一種潛在困境，它顯示社會獲取真相的無奈，權力系統與社會輿論互不信任，使得真相失去生存的土壤，圍繞真相才能展開的價值認識變得無從依托。

公眾事件中，公權力機構應是信息和真相發布的重要渠道，但現實中，公權力系統往往以自己的方式發布信息，難以贏得普遍信任。這種不信任，是公眾在一次次事件中被刺激——反應的結果。一些時候、一些場合，權力缺乏信譽度、失去公平心，選擇性發布信息，或者發布虛假信息，偏袒強勢者，使得公信力喪失，公眾對公權力機構發布的信息，形成自然的懷疑和排斥心態。更無奈和可悲的是，現實一次次證明著這種懷疑的正確性。

大眾媒體被認為是堅守社會真相的一個重要力量，因為其相對中立的特性，公眾對媒體抱有相當的信任度和期待。但事實上，媒體自身往往會陷入多重尷尬。一方面，媒體可能受到一定的約束和限制，難以有發布真實信息的完全能力。另一方面，由于經營特性，有些時候媒體還有可能被收買，自動放棄信息發布功能。目前，媒體還有一種容易被人所忽略的尷尬，就是因為同情而失去中立立場，因為責任感而失去職業精神。在不少公眾事件中，一些媒體道聽途說，或者以先入的主觀意見來匹配事實，以非理性的認識來支配事實，往往使媒體記錄成為激發社會輿論的工具。如果伍皓所指媒體參與作假為真，對媒體而言，無疑也是丑陋和恥辱，即使此案最終被認定為錯誤抓捕，也不能認為作假是一種正義的手段。

令人擔憂的是，在不少公共事件中，目的取代真相，無論公權力機構、媒體、還是公眾，最終追求的不是對真相的探索，而是以不理性的態度和情緒互相施壓，只求目的的勝利。以暴易暴，以假制假，以語言或者輿論暴力代替權力暴力，循環往復，只會讓社會呈現劣質化的狀態和一團亂污的景象。

在“處女賣淫案”中，公權力機構先是抓捕，然后承認錯誤，又推倒判斷，令人不解真相依據何在。目前又要求劉氏姐妹重新做處女膜鑒定，但我們知道這顯然不是該案的核心證據，或可依此證明家屬和媒體的作假，但不足以證明賣淫事實是否存在。而媒體被指責參與作假，也讓人對真相的提供更加迷惑。

我們需要活在一個“真”的社會，匡正社會真相以及端正對待真相的心理，這是讓真相有可靠來源的保證。信息系統顯示求真的精神和良知，擺脫非此即彼的對抗，走出互不信任的處境，是我們對社會真實和正義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