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中國時報今天發表社論說，經過一兩個月的布局，馬英九兼任黨主席一事應該大致底定，并由馬英九親自對外宣布。此事雖已行將定案，我們仍要對于爾后黨政局勢的發展做些預測，并做若干的提醒與警示。

社論說，我們當初支持馬英九兼任執政黨主席，主要是基于兩方面的觀察。其一，是“立法院”對“監察院副院長”等人事同意權操作丑陋，使一些社會形象不差的被提名人中箭落馬。其二是年底若干縣市長提名作業，國民黨黨部似乎坐觀其變，任令民意形象極差、或裙帶關系曖昧的人霸王硬上弓。這兩件事都有一共通點：民意偏好極為清楚，但黨部卻有如自走炮，完全與民意脫節。面對這種情況，身上承擔七百多萬選票民意壓力的“總統”，就必須要挺身而出、概括承受，而具體的做法，就是由“總統”兼任黨主席。

然而，我們也要特別提醒，“總統”兼任黨主席其實是為矯治黨部掣肘之弊，而非為了一統黨政運作。近日媒體報道，馬英九在接任黨主席之后，將安排蕭萬長、劉兆玄、王金平等人接任副主席。果真如此，那就確有虛化制衡、威權領導的疑慮，這樣的安排也就值得三思。

社論說，在民主國家，不論是內閣制或總統制，最核心的關鍵就是“制衡”二字。“總統”提名的人事案，人民雖然討厭有心人結黨營私地予以蓄意杯葛，但絕對還是希望民意機關能夠嚴格審查、確實把關。“立法院”不能悖離民意將好人封殺，但更不宜變成橡皮圖章，淪為政黨背書的“立法局”。如果將來重要人事案都如戒嚴時代一樣，改在國民黨中常會拍板定案，而“立法院院長”以副主席名義支持、“立院”黨團召集人以中常委身分表態，然后就行禮如儀照案通過，那么同意權就形同虛設，是百分之百的威權體制。同樣的，如果“副總統”財經顧問小組的意見或“行政院”提案以后都由副主席提報中常會，再發文“從政同志”執行，那就是紊亂體制、重返威權的象征。

換個角度來看，民主制度的可貴就在于它的對話、折沖與妥協。這些對話折沖不只存在同一政黨各個團體（如行政與立法部門）之間，更是朝野政黨互動的重要一環。國民黨中常會是個極為傳統的會議，階級禮儀氣氛濃厚，法相莊嚴，卻絕不是一個適合黨內對話的場所。如果將行政、立法、副“元首”等各方霸主都涵納于黨務會議之下，那就很難不重蹈當年以黨領政的老路，一切的一切都以中常會定奪。果如此，當立法權在黨的體制下限縮了運作空間，則在野黨絕對會難以忍受，激烈的社會沖突恐怕就在所難免，而且所有紛爭的矛頭都將指向國民黨主席，再無回旋空間。我們相信，這絕對不是馬英九所樂見的局面。

社論認為，國民黨對于“總統”兼黨主席一事并不陌生；數十年來蔣中正、蔣經國、李登輝莫不如此。但馬英九如果只參看先前歷史卻忽略當前局勢，恐怕會產生相當的盲點。不論是兩蔣或李登輝時代，臺灣都還時處威權，而當時的在野勢力根本不成氣候。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下，不但“行政立法院長”是中常委，甚至連理當中立的司法、監察首長也經常赫然出席中常會。但是時代不同了，“總統”兼黨主席的布局也該有所不同。現在的執政黨，只適合以選舉機器的最終掌握權，去抑制“立法委員”的囂張、遙控地方首長的配合度，而不能把各路從政同志盡納麾下，壓縮制衡的空間。臺灣的憲政體制原已不盡完善，若再加上一個太上中常會，其后果可能不堪設想。

總之，馬英九愿意承擔改革責任、兼任黨主席，那是好事。但政與黨的結合應該僅止于減少掣肘，而不宜擴大為黨政一統。最安全的做法，則是黨主席掌握選舉機器，但不必將各路從政同志納為副主席。執政黨可以鼓勵各部門的從政同志扮演制衡角色，僅僅禁止結派營私式的擁權自重。黨主席唯一的制裁工具，只是選舉提名，卻不涉入制衡機構間的操作細節。我們要提醒的是：效率與制衡之間的分寸拿捏或許不易，但是民主法制的機制，是絕不能被行政效率所凌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