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南溆浦縣政府在一份“縣長會議紀要”中說：“為了加大我縣水土流失防治力度，決定由縣公安局代表水利局征收水土流失防洪費。”在隨后湖南省人大常委會召開的全省規范文件備案審查工作座談會上，披露了類似溆浦縣這樣的紅頭文件鬧笑話事件，并確認“代征”屬違法行為，最終予以停止。

不知道“水土流失防洪費”是個什么樣的收費名目，但想來，只要這筆費用的征收數目合理、程序合法、使用過程公開透明，習慣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民眾，應該不會產生過分強烈的抵觸心理。如果在此條件下仍然存在問題，政府的第一反應也應該是走法制渠道解決問題。但顯然當地政府卻把問題簡單化了：直接、粗暴地動用更強勢的公權力進行征收。由此，我們可以反觀民眾權益的保護層，有多么的薄弱，基層權力無序運行的亂象，也由此可見一斑。

暫不探究這筆費用的一些問題。從報道中我們可以得知，收取“水土流失防洪費”，本是水利局職權范圍內的事，但他們的權力卻被莫名其妙地轉移到了公安局，其名曰：“為了加大水土流失防治力度”。如果說公安局真的比水利局工作更有“力度”，恐怕只能是公安局比水利局有更強大的執法能力，并有由此在公眾心目中建立起來的威懾力。所以，在不少官員的心目中，產生了“警察出馬，一個頂倆”的感覺，且不論麻煩大小，也一律“有困難，找警察”。只是，由公安局來收取“水土流失防洪費”，如同把公安局的緝拿兇犯的職權“轉移”給水利局一樣不可思議。但實際的情境卻是，兩者的上級主管部門的“領導”觀念一膨脹，權力所指，公安局就成了暫時的“收費局”。亦即，警察在很多時候，被迫成為保障權力無序運行的“家丁”，各職能部門在職權內正常運行的重要意義卻被拋諸腦后。

從理論上說，縣長會議的“會議紀要”，應該屬于集體決策行為，不是出于某位領導個人的拍腦袋式想法，這或許可為“此舉為個人意志”解套。實質上這更為可怕：如此一個明顯不合法的行政決議，居然在會議中表決通過，說明個人意志、長官意志不但強勢地存在著，而且，往往還披上了“民主決策”這類美麗的外衣。如此語境下的基層權力運行亂象，恐怕已經超出了我們的想象。由此可以想見，有多少的公眾的權益，就在這些行為和決策里，慢慢被侵蝕。

也許有人說，這或許只是一次“集體無意識”的行為，一個個案而已。那么，這種常識性、底線式的越界行為都會出現，還有什么理由讓我們相信這些權力的運行是理性、有序的呢？而且，就在這個新聞中我們能看到如下語句：幾乎所有市州人大常委會負責人都反映了同一個問題，“有件不報”的現象比較多，還有不少“紅頭文件”欲躲避監管。所以，我們幾乎就可以肯定，這不是個案，也不是“無意識”的不作為行為，而是有意識將權力無序使用，且行為比較普遍，并不止于類似“紅頭文件”的無序和泛濫。

對民眾而言，法無禁止即自由；但對公權力而言，則永遠應該是“法無授權即禁止”。如果不將公權力盡量限制在一定的邊界內，那么，其被濫用帶來的利好，會使公權力被無序運用的可能性大大增強。而此次的“公安代收防洪費”，只不過是公權力被無序運行的一個較顯眼的標本而已。如此，現在的問題就是，究竟還有多少無序的公權力，在公眾利益的傷口之上游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