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7月4日在首屆全球智庫峰會上發表演講，表示促進消費增長最為關鍵的就是要增加消費傾向比較高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要平衡收入，發揮稅收的調節作用，把富人的財產通過財政杠桿轉入低收入群體當中。”（7月5日中新網）

　　據說馬局長的話在會場上引起了共鳴，卻引發了網絡激辯。贊賞者有之，質疑者則主要盯住了兩點：“均貧富”的思維是否靠譜？為低收入人群增收的話好說，事兒誰來做，怎么做？

　　其實，馬局長說對了半句話。當前促進消費增長要千方百計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這句話是對的。根據相關數據，2008年低收入戶消費傾向是0.88，高收入戶消費傾向是0.64，也就是低收入戶拿到100元花掉88元，高收入戶拿到100元花掉64元。但與這種傾向相反的則是財富分配的“二八效應”——越來越多的錢集中到了百分之二十的富人手中，而農民工群體、無工作可找的大學畢業生、無新增長點的農民群體，在收入上很難有明顯增加。在如此情況下，怎樣千方百計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是個難題。

　　但是，簡單地“把富人的財產通過財政杠桿轉入低收入群體當中”肯定不是好答案。其一，這句話很容易強化社會貧富對立情緒。我們警惕兩極分化，但不等于只有此消彼長的均貧富，才能給低收入者增收，這句話有很大的誤導性。其二，通過財政稅收杠桿，讓富裕階層回饋社會，但不等于說這些財富直接就“轉給”了低收入群體，實際上稅收起到的作用是加強公共事業，與直接的收入轉移不能同等而語。其三，社會情緒對“富人財富”不滿的最主要部分是各種不法收入、灰色收入，包括各級官員“超國民待遇”的一些財富，而這些顯然不是正常財政杠桿所能觸及的，簡單講強化財政杠桿實現收入轉移，首當其沖的很可能只是一些勤勞致富的中產階級。

　　從這個意義上講，“智庫”精英們不應該把注意力放在“稅收均富”上，而應該討論具體還富于民、推動低收入人群增收的辦法。馬局長有一個認識是對的：窮人不敢花錢，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還很不健全，大家在醫療、教育、住房等問題上的壓力還太大，“2008年，中國社會保障支出占中央政府的比重為百分之七點五，而德國超過五成五，美國超過三成。”這是應該主要呼吁的地方。

　　除了加強“兜底”，還必須有針對性地考慮加強低收入人群“造血的能力”。比如，很多人不切實際地簡單否定勞動密集型產業、制造業等，把做褲子做鞋子渲染成“落后生產力”的代表，就中國目前在國際經濟結構中位置而言，這種不切實際恐怕得不償失，政府必須扶持能增加就業的產業的發展。另外，有社科院研究資料顯示，中國四成多中小企業在生死線上掙扎，而中小企業吸納的是75%以上的城鎮職工就業。在當前，“保就業”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保增收”。

　　除此之外，在個稅方面明顯降低低收入階層的稅負、在國有企業方面通過分紅方式向民眾與公共事業轉移企業利潤、在創收方面積極開拓各類財產性收入的通道，都是推動低收入群體增收的重要舉措。

　　總之，用更多的社會保障投入、用更有就業針對性的扶持政策、用各類財政手段減擔子，千方百計還富于民，才能促進消費增長，充分利用好中國13億人口這個“大市場”。 （畢詩成）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