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長城非好漢”。不過，自從1949年———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后，“好漢”的標準提高了：重要的不僅是到過長城，還要能夠登上長城極目遠眺，與遠方的邦國建交。

中國的學者蜷縮在自己的“長城”內，與外界的接觸非常有限。在中國，很少有學者進行真正意義上的科研乃至與國際學術界有互動關系。這里的學者對科研的方法論大都一知半解，缺乏進行實質性研究的能力。他們把自己拘囿在孤立而缺乏原創性的國內學術界，不費吹灰之力便在國內取得名譽與影響力，而且無須達到相應的國際學術標準。他們相信，“城墻”蔭蔽著自己的所作所為，外界無從得知。

剽竊這一國際學界公認的滔天罪行在中國可謂司空見慣。很多學者對他人的作品進行“廢紙再生”，做拼貼、改寫，然后署上自己的名字。有些人急于在自己的學術生涯中更上一層樓，一些學者未經許可就去搜集國外的論文，以自己的名義發表，而極少有人參加國際會議，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召開的。

一位北京大學的研究生表示，她的教授不讓她讀在中國出版的書籍。“他告訴我們最好看原版資料，一般是英語的，因為中國學者的水平沒有那么高，”她說道。

從最近在黑龍江大學舉辦的一次國際學術會議，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參與國際學術界的程度不夠。“全球挑戰———區域性應對：1898－1949年的中國東北”國際會議吸引了28位有國際聲譽的外國學者來到哈爾濱。然而，在24個被邀請參會并提交論文的學者中，只有兩個人來到了哈爾濱并積極參與會議討論。

要求參加會議的人數量眾多而且來自世界各地———除了中國。與會的中國學生說，外國學者的知識之廣以及論文的質量之高讓他們驚詫不已。“我覺得外國學者非常嚴謹，”黑龍江大學的研究生孫慧(音)稱。“他們檢查每一項內容，而且提的問題簡明扼要。他們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但是努力去證明它們。”另一個研究生夏冰(音)說她“在參加會議后感覺長大了”。夏冰說，在與外國學者見過一面之后就讓她產生想要參與其中的沖動，“我開始聆聽、提問、學習”。

誠然，我們應該非常謹慎，避免一概而論。中國有很多嚴謹的學者，他們寫出的作品質量很高，但大多數的學者僅僅是在制造再生紙(recycled papers，　原文有雙重含義，另有重復制作的論文的意思)，連最基本的要求都達不到。

為了不暴露自己的弱點，他們遠離一切國際學術群體，害怕任何可能危及他們國內地位的事情發生。

這種行為對于國家而言是不健康的。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需要給予世界的東西很多。然而，這種學術上的不安卻加厚了城墻，使中國與整個世界更加疏遠，減緩了中國對于普遍知識和杰出學術的開放進程。

(作者Dan Ben-Canaan是黑龍江大學教授，本文由梁立峰翻譯。)